1985年1月l日

  一九八五年的第一天，但愿年年都在这样的喜庆心情和气氛中渡过一个元旦！

  这一年是属于我的──它是牛年。据说美国的一头牛聂华苓已经与上海的牛茹志鹃签订协议，要合写一部长篇小说。牛是善良、坚忍与勤劳的象徵。愿在这新的一年裹，胡启立同志祝词中所说的那第三个问题──中国作家间互不团结的现象能在宽容精神下消除，一致同“左”的流毒作坚韧的斗争，致力于辛勤的耕耘。

  1985月1月2日

  大会发言。谷斯范同志以《冲破“左”的龙门》为题发言， 回顾了浙江省文艺界领导由于“左”的思想恶性膨胀，对作家民主权利的严重践踏。以作协浙江分会名义下达的文件《关于改革专业作家制度，设立文学创作员聘任制度的草案》，是在未经会员讨论、分会主席和副主席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付诸实施的，结果排斥了该省仅有的四名专业作家。推选本次大会代表和下届理事候选人，也采取了违反民主的作法。

  去年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分组讨论会上，北京市代表刘厚明就胡耀邦同志关于作协的选举必须民主的谈话，提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党怎样领导群众团体的问题。中国作协是不是群众团体呢？有人说是半官方的，实际成了中宣部上傳下达的机构。

  中直代表蒋和森说：为什么要把作协搞成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作协是一个群众团体，不是政治协商会，在人的安排上不需要这么多的照顾。作协代表大会本应讨论理论上、创作上的问题，而这次大会好像是要选举一个官僚机构。

  的确，一个群众团体，行使领导权力的，到底应该是会员选出的领导机构呢，或是上级党的机关随时可以派出、也随时可以撤换的党组呢？长期以来，实际上是党组说了算。这还能有什么民主？不改变这种状况，甘肃省与浙江省文联和作协中发生的事就会永无休止地继续发生下去。党中央是信赖作家的，那么大的创作自由都交给作家了，不会继续让某级党委委派的几个人来主宰作家的命运吧？

  各省的情况是很不平衡的。江苏的作家群敢于运用自己的权利抵制“左”的压力，文艺创作就此较繁荣，刊物办得也好。有人说，艺术发展的水平是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各省区之间文艺发展状况兴作家地位的不平衡，至少反映了那里领导的水平。贵州省经济水平不高，但从那个省推举新起的青年作家何士光为全国政协委员，另一省却撤掉了政协委员中所有作家，可以猜想到两省其他方面的差距。

  明天就要选举下一届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几天来，这是代表们最关心的大事。理事会二百多人，是不是太大了？缩小理事会，扩大顾问名额如何？怎样使中青年作家在未来的作协领导机构中占相当比重？如何使代表们能够真正行使民主权利？

  四川省代表团一部份代表提出，有两名原列入去年九月的那个理事会候选人名单的候选人不宜担任理事。一位在“四人帮”时期身居要职，近几年“左”的思想不变，曾以列举“资产阶级自由化十大表现”并在全国传播、闻名于世。另一位,“文革”期间有严重错误，近几年也相当“左”。于是，四川的部份代表写了一封信，主席团没有收到，按旧例，也没有公布。

  和过去一样，代表们不了解很多候选人的情况，甚至政治上关系至大的问题。也不了解另一些同志近年来为抵制“左”的压力、繁荣创作所作出的可贵的努力，不少代表也不甚了然。这对于选举中真正行使民主权利自然是一大障碍。当然，这也不是作协代表大会特有的问题。看来，什么东西都得配套才行。无记名选举，无疑是一大进步，但从一张选票如何产生，从选举人拿到一张选票到投进这张选票这个过程，还是很有讲究的。怎样使选举人对候选人名单上那三百来位人士有所了解？民主链条上的这个环节，我们尚未铸造出来。

  晚间，随同刘真和铁凝去访问寄居北京的工程师武宝信。他是铁凝的报告文学《美从东方来》中的主人公，即那匹几乎被宰掉的千里马。铁凝难辞其咎，因为她若不写这篇作品，或者她若把伯乐而不是千里马作为主要人物来写，就不至使那匹千里马在为本厂创造几百万元的财富之后，有厂归不得了。

  1985年1月3日

  晨九时，举行理事会选举。我今天是大会执行主席之一。另一位执行主席胡采同志宣布今天只有一个议程：投票选举。我吃了一惊，赶忙去问：昨天开会不是决定选举后继续大会言吗？据说是考虑到投票后代表可能纷纷退场，发言效果会受到影响。好，那就取消发言吧。选票使我发生一点疑问，跑到台下，找不到我要找的人。只好又回到原位，在三百来名候选人中进行选择。然后，投票。代表已有三分之一以上退场了，忽然宣布：继续大会发言！我不禁又吃了一惊。

  无论选票上的问题或大会议程的两次变动，执行主席竟一无所知，都不是哪个人的恶意造成。无非是我们尚不懂得、也尚未学会尊重民主程序而已。一句话，大家彼此彼此，对于民主还不大习惯。

  我发言了。我提出了问题。我心里明白，有人又会不习惯。对于不同的意见以至公开的批评，不大习惯，不大高兴。然而多年新闻工作，特别是去年三下西安采访，使我深深体会到：没有一定的公开，也就不会有一定的民主；把不该隐蔽的事情隐蔽起来，结果只能使我们自己受害。我想，即使是由于动了感情而稍嫌激烈的批评，也比不批评要好。大家还是习惯一下吧。

  我讲到创作自由，我说这不仅是一个关系到文学成果大小的问题。创作自由是决定文学生死存亡的生命线。胡启立同志是在阐述了文艺这种精神劳动的特点之后引出“因此，创作应该自由”这个结论的。“四人帮”的十年“大实验”证明，在最严酷的法西斯统治下，工业、农业、科研也仍然或多或少有些收成，唯独文学是绝对的绝收，是一片不毛之地。这个事实从反面印证了中央祝词中作出的论断。

  如果把张光年同志报告中总结的五年来文学创作在主题、题材以及表现方法方面的发展与突破，好作品的大量涌现此喻为一个丰满健美的躯体的话，那么在肌肤之下还另有一个重大变化发生。试切开一块肌肉，检视一下神经和血管，就会发现那里增添了一种新质，即批判精神。我们历来把文学的批判功能当作资本主义时代文学的专有物。我们习惯于把批判看作只能用之于敌人的武器(只有中国的语言里批判和批评是分开的)。其实资产阶级从它的自我批判和敌对力量的批判中都捞到了莫大的实惠。我们自己几十年来任何一次失误或历史悲剧都不是因批评或批判过多而造成的，往往是恰好相反。可见，批判精神并不是坏东西；批判和歌颂一样，无非是一种手段。错误的(过份的)歌颂未必有利，正确的批判也未必有害。文学天然地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与内容，这并不妨碍它赞美和歌颂真善美，反而使这种赞美与歌颂具有更大的说服力与感染力。正由于此，启立同志在祝词中才说到“我们的作家要努力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反映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劳动与斗争，理想和追求，成功和挫折，欢乐和痛苦，反映四化建设的沸腾生活，塑造勇于创新、积极改革、为四化献身的新人形像，鞭挞消极的、腐朽的思想和社会现象。以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教育人民。”

  吴祖光同志作了一次很好的发言。他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终于换来了今天。党中央明确提出要保障我们的创作自由，这是我们党强大和富于自信的表现。抗战时期我们写戏，国民党老是说戏里的好人是共产党。坏人写的就是他。那时我就认定：‘这个政权是完蛋了！’害怕批判的东西，动不动就说是‘抹黑’，这是衰弱而非强大的表现。”他说：“我认为，不懂得文艺的外行来领导文艺工作，当然会做出很多不合适的事；但有的时候更可怕的是，懂得文艺的甚至他本人就是作家、艺术家的同志，担任了领导工作，他干的那些坏事，要比外行作领导的可怕得多！棍子捏在乎裹，想打谁就打谁。今天，我们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已经满意得过头了。问题是：几十年来一贯坚持极左路线的同志，今天他们应当说话。思想不是那么容易转变的，一下子就跟我们完全一致了吗？”

  浙江的一位代表(还代表另一位代表)发言，历数了浙江省作协分会的成绩。最后，他说谷斯范同志一月二日的发言有些情况与事实不符，要求进行调查。

  这时，下边递上一个条子，请发言人回答：《江南》杂志的主编高光同志是怎样被撤职的？我把条子递交给他。他看了看，不予理睬就退席了。

  1985年1月4日

  由著名舞星、作家张贤亮发起今晚举行舞会，感谢大会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确实很辛苦，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凌晨。他们为这次大会的成功作出重要贡献。我也喜欢跳舞，可惜缺乏勇气，故主要是观战，对勇敢而坚韧不拔的张贤亮羡慕不已。可以自慰的是我倒和一位工作人员跳了半场舞，张贤亮倒许是忘记今晚舞会的主题了。

  1985年1月5日

  看来大家对于选举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理事会中，新人占58％，主席团中，六十岁以下的人占40％，最年轻的只有三十二岁。理事会里，五十五岁以下的人占38%，此起前一届来，更年轻化了。

  这次大会，对创作问题讨论不多，是个遗憾。会期本来不长，又有好几个报告，时间就不多了。有些代表以为大会发言是内部安排的，故未报名。

  1985年1月9日

  在全国记协俱乐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国际舆论界对这次大会都很注目，据说七家主要通讯社都发了报导，这些通讯社各有几千至一万余家订户。

  作协党组书记和书记处常务书记唐达成同志向二百余名中外记者介绍了大会总的情况以后，我们分散到各个房间里分别会见记者。我和《文艺报》总编辑谢永旺同志这个房间里，大约有四、五十位记者。听听他们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过去，中国的文艺政策多变，怎能保证今后不收回创作自由呢？”、“什么条件能使创作自由在各地真正实现”、“中国的作家和诗人有无因创作而入狱的？”、“这次大会上持有‘左’的思想者是不是发表了反对意见？”、“为何不按得票多少顺序安排作协的主席、副主席？”、“巴金说中国迄今尚未出现当代世界水平的作家，你认为前景如何？”、“你认为中国会不会再发生一次‘文化大革命’？”、“你说不会，太绝对了吧？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吗？”、“中国会不会允许反对政府的作家存在？”

  我们一一作了回答，态度是诚恳的，看来他们还满意。关于我个人，有几个这样的问题：

  问：你没有参加最近召开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会议，我们都感到吃惊，这是为什么？

  答：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

  问：听说你在大会上发言很精彩，能介绍一下吗？

  答：你的消息倒挺灵通呢。我在大会上谈了我对创作自由和文学的特殊社会功能的看法……

  问：听说你的作品常引起麻烦，告你的状，你是怎样处理的？

  答：毫无道理的，我不加理睬。最近有一位精神病人写了许多信向中央各机关告我，精神病患者是可以不追究诬告责任的。以党委名义告我，又是重大分歧，我就得说明情况和进行辩论了。有一年我为此耗费了三个月时间。真正是我错了的，我检讨。

  问：听说你关于西安的报导挨了批评，是吗？你还能再写吗？

  答：你既然知道了，就无须保密了。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批评西安的报导：题目是《中国有个唐安华》，就发在《三月风》杂志的创刊号上，刚刚出版，欢迎你找来看看。

   1985年1月13曰

  《参考资料》今日上午版刊载了外电关于一月九日中国作协主席团记者招待会的几则报导，读后哭笑不得。

  关于王蒙的答记者问，从标题到导语，都强调说他“否定‘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并指出这是“中国文艺界高级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否定‘毛的那次重要讲话’,而那次讲话四十余年来一直被奉为中共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云云。读着，不禁为王蒙叫屈不止。那天我们虽然不在一个房间，但可以断言他是不会胡说他不可能有的思想的，除非那天早餐他喝了半斤茅台。什么“毛的一些观点缺乏理论根据”等等，也不会是王蒙的话。

  关于我的谈话，也做了相当大的加工。我重述了大会发言中的一个论点：五年来我国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变化，是作品中对社会现象的批判精神增强了。不料在记者笔下“过去式”变成“未来式”，说“刘宾雁呼吁”如何如何，这当然改变了我的本意。关于领导人过去和将来对一部作品发表意见会不会影响作品与作家命运的问题，报导也改变了我的意思。

  从那天招待会上记者提问的情况看，他们似乎并无恶意。像我在国外经历过的类似场面一样，没有人提出一个刁难性或挑衅性的问题。也许显得有些奇怪：他们担心的也是文学创作自由的方针能不能顺利实现，以及中国会不会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之类的问题。这个现象，也许可以归之于“从不同立场出发，有时可在某一点上汇合”这个原理吧？不然，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之间也就不会有会谈、协议、合作与交流之类的活动了。

  中国人很重视印在纸上的铅字。但愿外电的中国读者不至过于认真，把外国记者关于中国人谈话的报导都看作谈话者心声的准确记录。他们有他们的需要，总要把事情朝他们报纸或通讯社的订户最感兴趣的方面渲染和突出，何况“耸人听闻”已是他们的职业习惯了呢。只有极个别的外国记者才给被访者审稿，他们似乎没有这个习惯。

  其实，印出来的铅字，在外国读者中产生的效果和我们的设想也并不一样，因为，那些读者并不像中国读者那么认真，他们对新闻报导的感受方式不同。

  敌对的或面目全非的歪曲宣传，情况就不同了。于是，我又想起美国记者包德甫那本《苦海余生》。当我在美国公开批评这本书严重歪曲了中国的真实情况，一个严肃的有良心的记者不应该对于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的过程视而不见时，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你也要考虑一下包德甫在中国活动的条件。中国人里什么人最爱和外国人接近呢？他接触最多的恐怕是不大正经的青年，你想他能听到多少有关中国生活主流的情况和正面的信息？正经的中国人若能多见见外国记者就好了。”听了也觉得不无道理。这位朋友还建议我把几天前的《华盛顿邮报》找来看看，说包德甫在那里用整版篇幅发表了一篇揭露波士顿市长劣迹的报导。我没有找到那张报纸，但他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他是说，美国记者不光是批评你们。这们这里干记者这一行的，就是这样但这并不能改变我对于包德甫的看法。资产阶级记者中对中国抱友好态度的也不乏其人。

  那次记者招待会，我还是相信我们留给外国记者的，绝不仅仅是他们写下来和发出去的那些电稿。以诚恳的态度介绍的真实情况，总会增进他们对中国现实的正确理解，只有死心塌地的敌对分子应该除外。但要求那些在全然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观点和感情与我们不同而又有特殊职业需要的人，说出的话和我们一样，恐怕就不现实了。

   1985年1月15日

  十分意外又非常高兴地收到曹天予、林春夫妇从英国写来的短简。天予走后，我知道他们夫妇感情很深，还很为他们一别数年的寂寞难过一阵子。不久前听说林春也去了，感到份外欣慰。又为自己近几年很少见到他们、失去长谈的机会而惆怅了。

  林春写的是：“我十月六日离开北京到剑桥来学习……我的专业是政治思想史，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史观史。我的导师叫Sfedman Jones，据我看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我现在的主要困难是克服语言障碍。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您(在社科院)，您说一定要掌握外语，我要是从那时开始努力就好了……来以前听说了不少关于您的事情，不知近况如何？十分惦念。我和我的好多朋友，我们都希望像您这样的人多一些。我们在这里订《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希望看到您更多的文字。还希望多多保重！”

  天予附笔：“听说国内变化很大，真盼望能见到您，听听您的分析与评论！……一转眼五年过去了，但七九年二月初次相见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三月十八日我收到您的《情况》(指我一九七九年为改变他的命运为《中国青年报》写的《青运情况》──作者注)，泪如泉涌……”

  那是我蛰居二十二年后的第一次采访，偏偏又是在因一九五七年最后一次采访而出事的上海！曹天予还戴着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定为“反动学生”劳教、劳改多年，在上海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他初中三年级便读完上海图书馆“五四”以来文学作品的全部藏书，因拟办“同人刊物”而险些被定为右派。搞文学不行了，他就自学美学，关于黑格尔美学的论文得到京、沪美学专家赏识。美学和哲学都搞不成了，他又在劳改场里攻读高能物理。因重病回上海保外就医后，兄姊两人天天必须偷偷躲过弄堂里民间治安人员的监视，借他人的工作证提心吊胆地跑图书馆冒险阅读于任何人都无害的物理学。那情景可称二十世纪奇观之一，很值得一写。当然，尽管如此艰险(家里生计还成问题呢，全靠患高血压的老母的退休金维持)，曹南薇还是考中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现在也出国深造去了，这就是以前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了。哥哥却不那么幸运。当年主持把他打成“反动学生”的人，并不反悔。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冲击。考了研究生，不被承认；几个研究所欢迎他去，却去不成。结果，直到他年逾四十，娶妻生子，仍然既不是学者，也不是学生，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工作人员。全靠林春一人菲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国外倒有三家大学请他去读博士研究生。曹天予和妻子感情很深，对于长期离别曾踌躇良久，也徵询过我的意见。我也只好主张他出去，然后以博士的身份归来取得一张中国的工作人员证。

  不过，也可以相信，在中国知识分子受难者中，曹天予应该是最后一代了。应该为他们夫妇高兴，因为毕竟双双取得出国深造的机会。

  1985年1月16日

  参加纪念一位古人，还是外国古人的集会，实在抽不出时间，无奈高歌催得太紧也太诚挚，只好去了。想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主办的这次茹尔．瓦莱斯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却开得意外地成功。

  沈大力同志的讲演《贫贱者的文豪》介绍了这位巴黎公社战士、革命作家坎坷而光荣的一生。关于瓦莱斯致力于文学改革的一段，听来颇感新鲜：“他反对循规蹈矩，不师法任何巨匠、任何流派，一意创新……首先，他勇敢地向被誉为法兰西文化精粹的经典修辞学挑战；远在玛·普鲁斯特之前、他就突破了统治整个十九世纪文坛的巴尔札克模式……他摆脱了巴氏小说的时空观，不再采用那种传统的纵览全景、由表及裹的客观描绘，也无意求助于福楼拜的心理分析，而是随心所欲地横断环境，选取人们感受最深的瞬间，用内心独白、甚至在人物对话中道出尾白，省略一方接话，把对话变成一种单独说白，来强烈表露主观情怀，形成一阵阵、一股股‘精神脉冲’，即后人逐渐明确的‘意识流’。

  “瓦莱斯独特的‘即兴风格’在于：一切均由作品的主人公去发现：一切场景、人物和事态变化都充满主人公的思想感情，通过火山熔岩般的语言喷发出来……”

  哦，原来“资产阶级现代派”文学的鼻祖里，还有这么一位无论怎样苛刻的批评家也划不到“资产阶级”裹去的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有意思。

  苏姗娜·贝尔纳女士，我是第二次见面了。她的发言也和沈大力一样，没有一句空话、套话、大话和废话；完全是用她自己的语言表达她自己的思想，还十分精练。我很欣赏苏姗娜的这些思想:“瓦莱斯对人类的爱、对人类的信心是绝对的。他尊重他人，尊重差异、充满自由感。他主张观察的自由，批评的自由。人人有权自由思考、自由幻想、自由讨论，不唯唯诺诺。每个人都有责任感，都有清醒的意识。自由是人类之友，能够让每个人寻求自己的道路，从而求得自身的发展。巴黎公社就是对一个光明和自由的世界的渴望，在那个世界里，人们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畅想和建设。”

  “瓦莱斯拒绝任何教条，不遵循任何成规，不接受任何僵化的思想和折衷的协议。他总是处在奔放、运动和勇敢探求之中，因而曾经象徵过、而且至今仍象徵着未来。”

  听她的讲话，我的思想不时飞向巴黎街头。瓦莱斯身上确实体现着法兰西民族性格中最优秀的东西。

  瓦莱斯绝不会想到九十余年后中国会有人借用巴黎公社的旗号推行法西斯专政吧。

  那正是舞台上高喊瓦莱斯为之献身的革命和瓦莱斯没有想到的纯洁，而生活中绝无瓦莱斯讴歌过的自由和爱的时代，那些宣传家和理论家们对于维持纯洁和扼杀自由是下定同样的决心的。为此目的，那个迟群不就叫嚷过“中国应该退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吗？也确有肯于接受这种蛊惑和欺骗的人们，而这又是因为关于一贫如洗、清心寡欲才是革命和纯洁这个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的缘故。

  1985年1月17日

  三位女士到我家来，为一位并无私交的男士在婚姻问题上遭到的不幸和灾难倾诉不平。又是一个“陈士美”！“陈士美”简直成了中国的土特产。

  我的感叹并不是一时冲动。这个余XX若不是一个多才的博士研究生，就不会成为“陈士美”。看来，不仅写小说会为一时政治需要而把生活塞进一个既定的框子里去，有的司法和舆论机关也在进行这样的创造活动呢。

  故事也很简单：一个一贯勤奋学习、工作，主持和参加过几个科研项目，受到市和中央部的奖励和得过科技成果二等奖并多次被评为先进科技工作者，取得硕士学位后又成为中国首批博士研究生的人，在即将取得学位时突然身陷囹圄。原因是夫妇不和。

  最初，罪名是“虐待罪”，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逮捕，判刑一年半。双方不服。进一步查证，没有查到新的事实，倒查清了没有虐待罪，还查明女方有一些错误行为。区法院重新开庭，审判长在法庭上回答律师“本庭只审理虐待罪，不审理他案”，可是后来却突然改判余XX为伤害罪，有期徒刑三年。那时，该市正开展“保护妇女儿童月”活动。

  丈夫确实打过妻子，但妻子也不断打过丈夫，还虐待亲生女儿，女儿还把她母亲给告了呢。妻子四处散布和指控丈夫不忠，与一女性“长期通奸”，而那位妇女经查还是处女，这位妻子却在离婚前很早就在向多人求爱了。

  余XX在申诉书中写道：“……二年多前的家庭民事纠纷上升为刑事案件。剥夺我的反诉权利。我不愿相信区法院和中级法院负责人与杨XX有什么默契，更不愿相信法院的负责人会以权谋私。但一年多来诉讼过程和判决结果、与杨所宣称的要毁掉我的一切，竟是如此地一致！”

  一个公安人员说：“因为你是知识分子，你是博士研究生，所以要抓住你做典型，严惩你。”余XX不能不相信此说有一定道理，因为一个无业的、因盗窃先后两次被劳教过的人，真正犯了伤害罪，只判处拘役六个月。

  这是找到我家门上来的第五起情节相似的婚姻案件了。一九八一年我采访的中国医科院研究生陶海南，就是以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考取研究生后抛弃发妻等罪名而在毕业前夕被取消研究生资格的，中央科技干部局和记者早巳查明夫妻关系的破裂早在新婚之初，与研究生身份无关，但仍然被搞得声名狼籍，至今不能恢复名誉。

  托尔斯泰的原理须要加点修正了。不幸的家庭也有彼此十分相似的。五起案件有一个共同特点：最初，女方也许还并不愿家庭破裂，但后来则下定决心不计一切非把男方搞臭搞垮不可，根本无意重新和好了。受到损失的则不仅是一个家庭，还包括男方为之献身的事业。

  妇女在许多事情上天然地处于不利地位，应该同情。但现在看来，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至少从这五个案件看来，男人未必经常是强者了。这是一个值得文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法律学注意的题目。那些出于维护妇女权益、维持家庭安定的目的而在这些案件中站在女方一边的人，最终却促使尚可和解的家庭走向破裂；毁掉两人的事业和幸福，也值得一思。

  1985年1月21日

  终于逃出家门，躲到北京军区一个招待所里来。从这里给朱洪打电话，一天也没有打通。去邮局问，答曰一样不通。也好，这就可以真正隐居起来，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连系，不正是我实行“狡兔三窟”的宗旨吗？

  人这种动物也怪，在家闭门写作，很难实行敲门不理的方针。老是于心不忍：人家大老远来的呀，说不定是为了件大事呢。在办公室不接电话，也难。可是一进入第三“窟”，便心安理得了。其实不是照样每天会有若干客人失望而归吗？

  终究不是个办法。成袋的来信没时间看和覆。写信人是抱着殷切希望的。但是叫我怎么办呢？已经采访而无暇写作的，已经答应(有的已三年了)而不能去采访的，以及手头现成的题材和线索，都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所能承担的限度了。

  “你需要一个十个人所组成的班子。”记不清是国胜、文洲还是克夫说的了。实际上他们三人近两年已经分去我不小的负担。一个社会，应该有一套体制，自行发现和满足它的需要。在美国，社会可以通过版税给一个作家或记者提供他进一步满足社会需要的条件。一个记实文学的名家写出一部畅销书，本人的生活条件，他雇用秘书、助手、侦探和律师等工作必需的开支，就可以解决了。简言之，金钱自发地解决这一切需要，而无须政府过问。这并不理想，因为迎合社会低俗趣味的作者也能发财，虽然他的作品不见得有利于社会进步。

  我们应该有一套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体制。至少，我们那些在地方党委、纪检委、信访办、检察院、法院裹工作的同志，应该不必使公民和干部们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来找一个既无权、又无钱的记者。至少，当这个记者并非出于自愿而不得不过问本属于别人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时，不应受到责怪吧？

  1985年1月22日

  上午写完给《镜报》的文章，基本写完《民主与法制》的约稿。下午，《人民中国》的曹复同志来补充采访。下午和晚间，看我的评论集和研究专集的文稿。

  又降小雪。这大约是去冬以来北京第四次降雪了。近年来北京常常一冬无雪。无雪的冬天，简直像秃头的少女一样令人不快。

  饭后散步五分钟。觉不出首钢对这一带空气的污染。昨天，当我忘记自己置身何地时，竟觉得空气清鲜得很，还有一丝甜意呢。可见人的感官是不可靠的。灵敏性往往低于其他动物。

  1985年1月23日

  杨XX来。三天前，是他电话中声音的异常频率感动了我，我便不加思索地决定请他到这里面谈。他走错了路，整整费了三个半小时才找到这裹。

  是个可爱的青年，三十二岁。原二炮战士，复员后在本乡任民办教师。看不惯打骂和鱼肉乡民的大队干部，他检举了那个坏人。结果招致残酷报复，孩子遭到毒打，两年后仍不能上学。医药费用掉五、六千元。到此为止，是个很普通的故事。

  该县“揭批查”期间拿掉的五百四十三个有问题的干部，除一人病死外，现在又全部上来了。一九五八年以来那个专区的拿手好戏──浮夸风，仍在上演。全县工业产值夸大了好几倍……

  “我一直在找党，”他说，“到哪里去找呢？有点像神，无所不在，又找不到。”他上访过几级纪检委，连省委副书记都见过了。他有些失望，说那位书记缺乏感情。

  他还没有绝望。我当然得批评他关于党和神的错误想法。我又发生一次失误──答应他，我要去那个县采访。远的不说，去夏以来我已答应过江苏的徐州、湖南的慈利县、河北的石家庄市、河南的信阳市一些同志，我要去采访。为什么今天又一次轻易许诺呢？多半是去不成的。但我绝不是骗人，当时是真心实意要去的。

  他让我留言，却没有一个本子。一起到军人服务部，我赠他一个日记本，题赠两句话。

  他高高兴兴走了。我心情也不坏。因为他说他不想继续打官司了，要去从事实业、集资办个砖窑。我问他可有燃料？有销路？能赚钱吗？他说有，能。还说赚了钱要先使本乡农民富起来；有了更多的盈利时，把钱交给我，帮助为人打官司。

  不要再上访，本来是我要向他提出的劝告，不料他不等我劝告就决定放弃上访生涯了。去年以来，我已经劝告过三、四个人，还是去干点实事吧，，不要上访了。冤情和损失怎么办？“暂忍一时吧。”但真正听了我的劝告的，至多只有一人──陕西省铜川矿务局的那位姑娘。她倒是答应了，也接受了我为她写的一封信，但其后下落不明，最近又寄来一份打印的状子，所以很可能并未中止上访。

  1985年1月31日

  今晚方得暇读一封控告信。公函上盖着公章：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告的是我和另一同志采访该校一位毕业生(上大学后因心脏病发作故去)过程中所犯的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我们对她评价过高，用了“出类拔萃”这个词，并强使校方接受，人家没有按照我们定的调子说，我们便在文章中进行“报复”，采访总要说明来意，的确用过这个词。两位教师当场表示异议，说比她优秀得多的学生多的是，你们何故非采写她不可？评价可以不同，干涉采访题材的事却是我初次遇到，不免有些诧异。那么请问，你们对她的评价如何呢？“中下等。”、“根据何在呢？”……在听取对方意见时表示了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吧？至于“出类拔萃”，那是她所在的高中班团支部书记和中学、大学不少同学、老师的评语，并非记者杜撰。

  还有其他错误。这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学校。“文革”期间，也是重点和先进学校。据说，十年浩劫期间，那里对林彪、“四人帮”的一套是顶着干的，因而似乎没有多少“左”的影响；对待这位女生的态度和作法上，自然也没有“左”的错误可言。她因过度劳动(已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而心脏病恶化。她被卡住迟迟不准入团，以致精神压抑，劳动中不得不拚命“表现”，都只能由她本人负责。她劳动表现不好，参加集体活动不积极，初中时期又不遵守课堂纪律，生活作风不艰苦(“学军”劳动时还吃很多糖！)怎能“出类拔萃”！……

  又是一场官司。没办法，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