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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桥梁队以前，我来到河边和未完成的拱桥告别。
这将是一座多么漂亮的桥梁啊！从南岸扬起的第一个拱架，活像一只雄鹰的翅膀。如果一号墩修起来，那么另一只翅膀也该张开了。现在，在河心仅有的一个桥墩的北侧，露出几根钢筋，拱架却没有了，就像甚么人一刀砍断了这只翅膀，只剩下几根筋骨似的……
令人惋惜的，当然不仅是这一座桥梁。半年以后，被冲垮的桥墩仍然要树立起来。火车仍然要从这桥上开过。人们仍然有机会欣赏这座雄伟的大桥。另一件事远比这件更为重要。
我向罗队长、周主任告别。天气已是黄昏时候，工地上一片寂静。往常这个时候，工人们正来来往往交班，最热闹不过了。一号墩冲垮以后，各项工作大都停了下来，于是整个工地便沉陷在对于这个不幸事件的哀悼之中。看见这副景象，我不禁叹了口气。罗立正跟着也叹了口气。但是我知道，从最近他写给局里的报告看，他并不认为自己在一号墩事件上有甚么责任。洪水来得太早，自然灾害，有甚么办法呀！……
每逢提起一号墩的事，罗立正总是苦笑着摇头。起初闹不清他这笑和摇头是甚么意思，仔细看了几次才恍然大悟，这意思是：有甚么办法呢？倒霉事都叫我们摊上了。今天，叹气之后他又这样苦笑起来。
我忽然想起周主任最爱说的一句说，也苦笑着说：“造桥，不容易啊！”
“是呢，不容易啊！”周主任马上发生了共鸣：“好在，这次没出人身事故。一个人也没有死。这么大的洪水！来得又那么突然！不死人，这不简单哪……”
罗队长马上又把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说：“就是，就是。
不可避免。谁让老天爷不跟咱们商量呢！光凭主观愿望办事，就是行不通。不可避免的，就是不可避免……”
我想问：假如既不让桥墩冲垮，又不出人身事故，岂不是更好么？三分队的凌口大桥跟拱桥同在一条河上，不是也避免了“不可避免”的灾害么？
一路上，我的思想里不停地翻腾着这个问题。是的，在我们建设初期，由于缺乏经验，不能不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今后，经验不足、自然灾害也是不能完全防止的。但是，我们少炼出的每一吨钢水、少铺下的每一根钢轨、糟蹋掉的每一方木材和多耗费的每一元资金都是“不可避免”的么？就在今天，条件完全一样的两个地方，事故次数、工作速度和成本与质量的高低悬殊很大，这又怎么解释呢？
五个月以后，一九五五年十月里，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了。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开始，工业建设战线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年年底，工人们听到了毛主席关于反对右倾保守、加快建设速度的指示。工人们说，“毛主席给咱们撑腰了！”
一个空前规模的劳动高潮首先从辽宁省、从抚顺的矿下和沈阳的车间里出现，紧接着就开始在全国各地形成。群众的劳动热情像潮水一般，冲破保守主义者设下的堤防，卷走了许许多多据说是“祖传下来”因而“动不得”的东西。工人们扬眉吐气，用自己的双手修改了计划和指标，扩大了先进生产者名单，打破了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迷信。大批大批昨天的“落后分子”挤入了最前列，一天干两个定额的青年突击手们越来越多了。
过去也有过劳动热潮，有过群众性的技术改革运动，但哪一次也没有这么广泛，没有这么迅速；这是第一次，群众竞赛的矛头首先指向保守主义和官僚主义。一再斟酌、壮着胆子拟出的规划，一拿到工人大会上就被更高的要求给突破了。愁坏了计划工作者，忙坏了搞原材料供应的人……
二月里，我为一个采访任务去西北，路上忽然想起了老朋友罗立正和他的桥梁队。这位仁兄今天在干些甚么？还是那么泰然自若么？还是在群众大会上擦着汗朗读自己修改了几次的检讨呢？想起这些，我忍不住要笑。
我决定顺便去看望看望他。
从高兰市乘公共汽车走二十多分钟，就到了西冈镇。从这里，还要翻过几个山头，才是桥梁队队部的所在地。
这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雪。沿着路轨走那段平路还没有甚么，上山的时候可就有点艰难了。我身上的老羊皮大衣骤然增加了十几斤分量。翻过两个山头，我就累得满头大汗了。
走上最后一个山头，我不由自主地站住了。面前是一片迷人的雪景。无边的白雪罩住了目所能及的一切。黄河不见了。没有风，缕缕炊烟从窑洞和土房的门前像条线般向空中升起。在一片静穆之中，沐浴着阳光的枯树枝儿和一两声吱喳的鸟鸣，透露着分外强烈的生气。我张开嘴，狠狠地吸了一口清鲜的、带着一股甜味的空气。春天要到了。
阳光在那屹立在河心的拱桥石墩上抹下了最浓的色彩。
这时我才看见，一群稀稀拉拉的黑影在河边雪地上来回移动。
对岸也是一样。定睛看去，才知道这些工人们是在搬运木桩。
一定是一号墩的重新修建又要开始了。我在编辑部看过来稿，说是五月的事故发生以后，在洪水的威胁下，半年多时间桥墩不能动工。十二月才请来潜水工人，在河底把一百多根钢板桩一一拆开，有的还要一段段锯开，然后才慢慢打捞上来。
看来这些工作都已经做完我身后传来吱吱咯咯的踏雪声。回头一看，原来是两个工人赶上了我。那个子稍矮的一个，穿着一身染满了油垢的黄色棉大衣。看见我，他忽然站了下来，然后就迈着大步跑来拉我的手。原来他是起重工张广发，从前教过我认各种绳扣的。我们一起朝队部走去。这三里地路上，他忽而兴奋、忽而气愤地对我追述着半年多时间里桥梁队发生的事情。他的脸通红，冒着热气，眼睛显得分外地黑白分明，露着一股稚气。我奇怪为甚么他一句也没提到他十分敬爱的曾工程师。问起曾工程师，他忽然站住，直瞪着我惊讶地问道：
“怎么，你还不知道曾工程师早就调走了？”
这回是轮到我惊讶了。他这才说道：
“那还是六月的事，半年多了……”
他的同伴，一路上一言未发的，这时忽然开口纠正他：
“哪是六月，五月底么，棉衣还没脱下来呢……”
“对，许是五月底，”张广发郑重其事地说下去。显然，这次人事调动在他们看来是桥梁队的一个大事件：“抢修五号墩过去没几天，就给调走了。这都是咱们听说的。那几天队部里成天开会，我们还以为是检查一号墩冲垮的事故呢。后来才知道是讨论曾工程师跟周主任的关系问题。说是，两人都有缺点，曾工程师骄傲自满，周维本也有毛病……。最后领导上的意见是两个人里一定得调走一个。我就不信曾工程师有缺点，可没想偏偏就把曾工程师给调走了……”
“那也不是，”那个个子稍微高一些的工人说，我这时才发觉他年纪要比张广发大得多，四十岁总有了：“曾工程师也不是一点缺点都没有。骄傲，大概也有点。可是人年轻，做事怎么能没有点不是？就说你，张广发，要挑毛病也总能挑出一篓子。你别笑。……我是说，不能光从这上看。凡事都得先把谁是谁非弄清楚。主任跟工程师不和，不能说两人都不对。早先劝架的常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可是这一件跟吵嘴打架是两码事……”
“就算是两人都不对，为什么单把曾工程师给调走呢？我想不通！”张广发说完把嘴一闭，脸更红了。
“吴书记的意思，是两个都不调。要调，就调主任走。局里说，闹关系，就得拆开。偏巧水泥成品厂缺人。也怪，偏巧就非曾工程师这样的人去不可……”
我们已经走到最后的一个斜坡。队部办公室屋顶上滴下的雪水，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辞别了两位同伴，就朝队部走去。
我推开门，就走进队长办公室。罗立正正伏在桌上，聚精会神地好像在写甚么。仔细一看，原来他还在修理手表！见我进来，他惊呼一声，就过来用左手紧紧握住我的手——右手上尽是油泥。他满面笑容地和我寒暄。他一点也没瘦，还是满面红光，倒还胖了点。忽然间，他非常严肃地板起面孔，小声问我：
“听见中央的指示了么？”
不等我回答，就一面沏着红茶，感慨不已地说：
“英明啊，党中央真是无限英明！你说，咱们怎么就那么迟钝呢？故步自封，故步自封啊！”
接连歌颂了几句党中央英明之后，他瞅瞅我，忽然妙不可言地大笑起来。喝了口红茶，才说：
“小脚女人，哈，小脚女人，我们都是工业方面的小脚女人啦！哈……没长犄角，我们都没长犄角啊……”一阵笑声过去以后，他擦着眼泪，慷慨激昂地说：“豁然开朗，真叫是豁然开朗啊！谁说不保守？谁说中国没有官僚主义？啊？我们不就是？……”
我忽然想起一个熟识的厂长。这人平日矢口否认他有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为了我们报纸上的一篇批评稿里有这个字样，他竟争辩到面红耳赤，不肯退让，官司一直打到党省委工业部。可是上面一批判这类现象，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检查出这一类思想的时候，他又逢人便说自己就是“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代表，而且作了“深刻”的检查。这次反保守斗争，他又是奋勇承认自己是“最典型”的一个。而且多么巧，这人在谈到这些话的时候，也像今天罗立正这样大笑。连笑的声音都那么相似！
罗立正接着又谈了许多事例，证明“我们”过去是如何保守。他说了那么多“我们”，从话音里看，他这“我们”里既包括了他，也有全体干部和一切工人，好像除了党中央，大家都保守，而罗立正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我提醒他，不久以前就在这个桥梁队，有人反对过保守，可是保守主义者不仅自己不长“犄角”，也不许别人头上长这类东西，把一切意见、建议都给打回去了。
他不笑了，可也没怎么介意，随便说道：
“那时节，还不是谁都一样？没有中央的指示嘛……。”沉思了一会儿，他忽然若有所感，激动地说：“这就叫党的领导啊！有了党的领导，我们还怕甚么？啊？还怕甚么？无论甚么问题，中央都想得周周到到，迟早总要解决的。”说完，他又笑了。
不知是因为黄土墙上那只大钟的响声太单调了呢，还是因为罗立正的笑容过于熟悉了，我觉得烦闷起来。我信步走到窗边，向外面看去。拱桥附近燃起的灯火，像星星似地在蓝色的黄河上颤抖。这个劳动日的第三班开始了。这些将要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普通工人们，是不是也在想“反正有了党的领导，一切都没有问题”呢？……
在这里再坐下去，已经无聊，可是我还是随便问了一句：
“队里的反保守进行得怎么样了？”
“自下而上，”看来他非常乐于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自下而上地搞，群众性的。先由工人、技术人员检查自己的保守思想，领导上加以批判，再由小队长、领工员检查——这些干部，保守思想最严重。然后，各分队、各科室的干部再作自我检查……”
我打断他，问道：“队长甚么时候才检查呢？”
他又笑了，拉开抽屉，拿出一大本文件递给我，胸有成竹地说：“呶，都在这里头了，两年规划。”他走过来，拉住我的胳臂亲热地说：“写篇文章，报道报道我们罢。写罢，写我们的保守也行。嘿，对，我可以给你找个典型，周主任！技术室的周主任！”
一股十分激烈的失望感忽然在我心头升起。又觉得懊丧而气愤。我曾以为，在今天这样全国性的高潮正在形成的时候，反掉保守、至少使保守者清醒过来该不是太难的事。我想错了。困难恰恰在于罗立正这样的人并不抵抗这个浪潮，困难在于问题不仅是个保守思想……
外面，暴风从夜的黄河上呼啸着、翻腾着飞过。透过窗子，好像也能闻到春天的充满生命的气息。北方的春天派狂风为春天扫路来了。
我的朋友呢，还坐在那里，眼里凝结着睡意。
春风啊，你几时才吹进这个办公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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