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知道年轻的工程师曾刚，是在一九五四年春天。一次在工程局施工处等着拿一个资料的时候，听两个职员谈起这个工程师的“怪事”。桥梁队的两个工人家属吵架动了手，一个女人被打伤了，最后扭到法院。出庭作证的人里面，有一个就是工程师曾刚。
　　“多新鲜，”报告这个新闻的职员，最后加上一句自己的评论：“工程师连工人家属打架都管了起来，这还是头一遭儿听说……”
　　“那有甚么新鲜，”第二个人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前些日子人家还给部长写过一封信呢。”
　　“甚么？别瞎扯了！”
　　“信不信由你。信是请报社转去的。听说还打听过有没有回信呢……”
　　这两条新闻是不是确有其事，我没去了解。引起我注意的，是每逢到工程局来跟有关桥梁建筑的部门打交道时，常常听到关于曾刚的一些传说。事情都一样，意见却分为两派。
　　谈得最多的，当然还不是曾刚在民事诉讼方面的活动或对国际政治局势的兴趣，而是一个工程师任务范围以内的事。
　　比方说，多少年来造桥墩的沉井都是在岸上，造好再运到河心的，桥梁队的三分队却建议在钢板桩里、在水下造沉井，说是这样每个沉井可以节省一万多块钱。多少年来，桥身施工的脚手架都是在水上搭的，形状像个楼房，三分队却建议把它挪到岸上来，形状也改变一下，说是可以少用几百根木头……
　　处长、科长、技术员都对我说过：同样一块木料或一立方公分的混凝土，在别处如果只能吃七十公斤的力量，在三分队就得叫它吃一百公斤。
　　三分队新事情最多，而三分队的队长兼主管工程师就是曾刚。
　　但是传说也不限于这一类技术问题。有一次，施工处的几个年轻人就为曾刚的一个举动展开过一次辩论。那是抢修渭河桥的时候发生的事。桥墩要垮了，钢梁已经朝便桥这边歪下来，看样子一阵大风就能把它给刮到河里。几个技术人员都拿不定主意，踌躇不前。曾刚来了，提出个方案，自己亲自走上了便桥，指挥工人用“千斤顶”把钢梁吊起，然后处理桥墩。一个当时在场的人说，曾刚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冒险——万一吊不起来怎么办？况且，工程师也没必要和工人一起站到便桥上去冒这个生命的危险。反对这个意见的人说，曾刚的作法是根据科学的计算和经验，不能叫冒险，事实证明是成功了，至于工程师和工人站在一起，那更没甚么不对，——在工作的紧急关头，工人们知道“工程师也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听到的许多关于曾刚的意见，放在一起就是一场严重的、针锋相对的争辩。部分人是用钦佩、敬羡的口吻肯定曾刚的大胆精神，另一些人则抱着否定、怀疑的态度，认为这个人冒险，幼稚，不讲究科学……
　　我听到的，毕竟还是后一种意见更多一些。虽然没有轻易置信，却也受了一定影响。
　　在凌口大桥工地上住了几天，工地上的景象，和我预料的完全相反。这几年采访中所见所闻，使我对于建筑工地的某些混乱状态已经习以为常。而凌口大桥工地上，却是有条有理，秩序井然。这里，几乎找不到一个闲人，也看不出一点忙乱。人，机器，工具都安放在最合理的地方。看得出，甚至一个洗石子的地方，一台混凝土搅拌机放在哪里，都是经过一番周密的考虑才安排下来的。一般工地上常见的恼人的“小搬运”，这里几乎没有。我问过不少普通工人，都不仅知道自己今天、明天的任务是甚么，而且了解本小组小队的任务和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在哪里。所以，也就没有工地上常常发生的那种“我在哪儿？”的笑话了。分队的计划，每月都超额完成。
　　这一切，看来都那么稳当，和“冒险”是一点边儿也沾不上的。而桥梁队的其它分队，情形却正好相反：经常是月初窝工，月底加班加点，有的竟同时二者并存；每年计划的百分之三十几拖到最后一个月完成，也是常有的事。但是从来无人说这种杂乱无章、盲目赶工、大量发生人身、质量事故是冒险，反而觉得那里一切都很正常，很稳当。
　　起初，我主要是从工作方法上去考虑了这种差别。我和曾工程师一起一连坐了两个夜晚，研究和总结他的经验。他重视计划工作，每次编计划都亲自动手。这样每月、每旬队里工作中的各种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就都通过他一次脑筋，随时记得。一切具体措施，都是在这个全盘考虑下作出的。和一般工程技术人员不同，他亲自掌管全队的合理化建议工作，工人提出甚么意见，他随时可以根据当前的和长远的需要及时作出结论，不必经过繁复的登记、审查、批准等手续……
　　如此等等。
　　但是谈了两个晚上，我忽然觉得这不是我需要了解的主要之点。这几年，施工组织上的经验总结得还算少么？但是在有些人手下，再成功的经验也行不通。而一到把生产搞到一片混乱、犯了错误的时候，这种人却又挠着头皮，抱歉地（决不是负咎地）微笑着说：“不行啊，都是因为咱们经验不足啊……”缺乏经验，当然就无可厚非了：谁能责备一个小学生写了错别字呢？但是不，在很多场合，这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经验的问题。
　　不，一个心上遮盖了灰尘的人，不可能单依靠别人的经验就能增加自己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正像贪生怕死的人不能从黄继光的作战方法上来学习勇敢一样。
　　当然，像一切经验一样，曾刚这两天所谈的经验中间，也包含着比方法问题更高也更深刻的东西。例如，他说“每逢作计划，我只是打个底子，叫工人补充”，“我不怕谈困难，困难在哪儿，一定得告诉工人——只要提出来，就会有办法解决”，他也激动地说过：“这几年，和工人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工作，才知道劳动的不容易，国家建设的果实来得不易，硬是工人们一滴血一滴汗凝结起来的啊。看着工人在水下作业呼吸困难，脸都白了，浇湿了浑身衣服，冻肿了手脚，心里就再也不容许自己有一点疏忽，浪费他们一点力量。同时，也慢慢懂得了工作有困难才有趣，化的力量越大，干完了越愉快……”这里，都反映了他对工人群众的感情，对工人主动精神的信任。他的“联系群众”，也不光是和他们“打成一片”，或者教教他们算术、画图之类的东西（可惜，许多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还认为只要跟工人互称“老王”“老李”，或每天和工人一起打上两个钟头扑克，这就是“联系群众”了），而是——想尽办法去组织这些力量，凭自己的技术知识和经验把工人和他们的机械、工作场地安排妥当，使每个工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积极性和力量。
　　但是，这仍然不是主要的东西。
　　第三次谈话，曾刚自己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那边说话的人已经谈了老半天，曾刚在耐心地听着，一只手轻轻地敲着桌面，见我进来，用眼睛告诉我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然后对着听筒说：
　　“没错，一点也没错。挖土工是干了八方，八个立方公尺。
　　混凝土工是二十七个人。二十七个劳动力完成了四十个人的任务。”
　　电话里又说了一句话。我看见曾刚的脸色霎时变了，敲着桌子的那只手也忽然停下来，声音肯定而坚决地说：
　　“我没有权利捆住工人的手。至于质量，你们已经检查了三次。还可以来检查第四次。……但是请记住，上星期干了八方，下星期就可能干到十方。混凝土工也是，现在他们已经在研究用二十人干四十人的工作了。队部该早一点作准备。”
　　放下电话，他忽然笑了。当人们发觉自己在干着可笑的事情时，才这么笑的。他请我跟他一起出去走走。没走几步路，他又那么笑了，带着请求的口气对我说：
　　“咱们别谈经验了。扯点别的吧。……”
　　可是他没说该谈些甚么。我等他开头。这时已走到河边。
　　河上已是一片暮色。远处大桥的桥头，燃起了几点灯火。我们两人同时看见河心的上空有一只老鹰张着翅膀在半空中一动不动地停着。初看去，仿佛是站在一根细细的铁丝上面，其实是站在空气里。几秒钟以后，它飞走了。这时曾刚才开口说：
　　“有时候，我倒羡慕你们作记者，当作家的。哪儿出了甚么好事，有了甚么经验，你们去写写，在报上登登，任务就完成了。……可是实际怎么样呢？事情明明是好的，经验明明是成功的，要想大干，就有困难。”
　　我一听，这话里有话，就连忙问下去。像平常一样，曾刚回答得很简单：
　　“半年以前，三分队一个混凝土工人超额一倍。队部在全队通报表扬，给了奖励。上个月，突破定额一倍的增加到四五十人，队部也表扬了，可是同时就来了指示，叫分队领导上控制。这几天，青年工人们提出要搞双倍定额运动，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一个月完成两个月的任务，队部忽然火急通知：不许发动，说这是冒险……”
　　他看我莫名其妙，笑了，说：
　　“不懂？我也不懂。奥妙也就在这里。这不是头一次了。”
　　大概他知道话不是几分钟就谈得完的，自己首先在河边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我也跟着坐下。
　　“这个问题，暂且不去谈它。就说这双倍定额罢：前几天党委书记也问过我工作速度能不能加快这个问题。”他拿起一根干树枝，在地上画了个50％，又把它擦掉，说：“以我们现有的力量，把桥梁修建的速度提高一倍，没有问题。道理很简单：我们的力量现在只用了一半。你看，机械设备的运用率不到40％。每年因为施工准备工作不好、施工力量组织得不好而浪费的人力，至少有30％，因为没好好组织而没有发挥出来的潜力，就无法统计了。可是拿青年工人来说，据我了解，把劳动效率普遍提高50％没有问题。这就是说，人力可以增加一倍。有了机器又有了人，你说还缺什么？”
　　他用鞋底擦掉那几个数字，猛一下站了起来。被他的脚踹掉的一堆土，从陡峭的土崖上急滚下去，就像一条土的河流。土粉在下面流个不断，土块和石块在这“水流”的上面飞跳着朝前滚去，最先落到黄河水里。
　　“就剩下一个问题了：需要用斯塔哈诺夫精神来工作。可是为了大家能够用斯塔哈诺夫精神工作，那些干计划、组织、设计工作的人就得首先有斯塔哈诺夫精神。”
　　他斩钉截铁地说了这几句话，然后询问地望着我。见我点头，就笑了，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我忽然觉得他那么像个孩子。
　　晚上，我把这次谈话补记到笔记上。顺便翻一翻前几天笔记上随便乱画的一些问题——“曾刚的经验里最主要的是甚么？”“为甚么‘冒险’的人工作最稳当，而工作‘稳当’的人反而冒着失败的危险？”……忽然觉得好像朝答案前进了一步。
　　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为甚么桥梁队队长罗立正（我相信自己了解他）不喜欢他手下这个如此得力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