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有機會和大家見面。

    明年對中國將是一個重要的年份，首先，明年是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同时又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七十週年；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週年；還是一九七九年开始的中國經濟改革十週年；這四个重大历史事件中間有許多很有意思的聯繫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是企圖把法國大華命的民主傳統引進中國，但是沒有成功，按照共产黨的允諾，一九四九年應該完成一次徹底的民主革命，也没有成功。一九七九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仍舊没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回顾一百年來的中國历史，我們能看到，中國跟有些國家不同，在歷史進步的過程中，每往前邁出一步，都是非常艱難的。在大陸，今年春天出現的前所未有的通貨膨胀，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震驚。物價大幅度上漲，城市居民生活普遍下降。同時社會秩序出現了混亂，也出現了罷工和骚動。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大陸人民的精神狀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失望、悲觀和沮喪的情緒。有人把這種情况歸咎于改革。而實際上恰恰是改革不徹底帶來了這樣一場政治和經濟的危機。

    從一九七九年實行改革以來．始終有一種．社會势力在頑强地抵制和反對改革。假如說經濟改革還比較順利的話，政治改革實際上是按兵不動，没有進展。最晚是從一九八零年年初开始，我们就发现改革在战略上有极大的漏洞。即是单打一地抓經濟改革．在政治上沒有決心實行民主化，其結果就是官僚特權階层的既得利益没有受到任何触犯。他們能在反對改革的同時，又利用改革提供的自由和機會．大發横財．從而给改革带來了破壞。中國共崖黨的報纸現在公開承認所謂「官倒爺」的存在。「官倒爺」利用他們在政權、物資分配、信貸金融、進出口貿易和企業管理方面掌握的特權，來謀取私利、人民的精神狀態．出現了中國历史上任何時候都少見的危機。一九四九年以來，全部政權和全部社會生活都纳入黨的掌握之中，人們没有權利干預政治，没有權利参與決定自己命運的過程。在很長時間裡，中國人民曾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的命運委託拾中国共產黨。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绝對正確的，中國共产黨是真理和光明的化身。因而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在大陸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民間團體，所有號称为「羣眾團體」的組织，比方工會、共青團扣婦聯等等，實際上也都是黨的一個分支，黨的一涸部門。這個狀况到現在為止没有根本的改變，因而當人們面對各種各樣不合理的現象時，感到自己没有力量改變這種狀况。這種無力感是造成人們精神沮喪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時在這個期间，又是中國人所享有的民主、自由逐漸縮小的過程：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對三十幾年來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的真相，基本上是無法了解的，對中國目前正在發生的事，他們也不知道原因何在，既不知道中國问题的要害在哪裡，也不知道中國的出路何在。除此之外的一個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民曾經在文比大革命之後，對鄧小平集團寄託很大希望，希望實現已经等待很久的民主．而結果不但政治民主化没有任何進展．中國領導反而發動以反對「自由化」為名的三次政治運動。明明中國的主要問题是黨内官員的腐敗，是人們缺乏民主，是人權得不到充分保障共产黨在這些方面沒有採取堅決的措拖，反而企圖通過對知識份子的压制，來進一步缩小中国人民的民主，因而理所當然地導致了中国人民越來越严重的失望。

    對目前中國出現的這種種事態，多數人持悲觀態度，认為「糟得很」。對中国前途抱比較樂觀態度的人為數不多。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認为觀察中國間题的時候，假如我們用传統的觀念來看，便會把情形看得很壞，比方現在不如過去安定了，认为安定是好事，動盪是壞事。用這種觀點看今天的形势，就會導致悲觀情绪。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時候，我曾經羡慕過北朝鮮，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又一次羡慕過北朝鮮．我認為他們那裡比較平穩，經濟和文化都在上升。到了一九八零年，當我了解到北朝鮮的真實情况後，才恍然大悟。我心裡暗暗地說：「幸虧我們有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們寧願有一次文化大革命。」與其像北朝鮮那樣四十年一潭死水，像羅馬尼亚那樣，他們的糧食、肉類，直到冬季的取暖都成了很大問题，局势居然長期平定，那么我覺得動盪比安定要好得多，中国的現状比他們要好得多。甚至于比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二年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强，即使跟蘇聯十八年的停滞相比。中国現在的動盪也比那種狀態要好得多。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热鬧的時候，捷克出現了「布拉格之春」  ，後來被蘇聯出兵平息了。二十年之後的今天，據去過捷克斯洛伐克的人說，那裡的情况仍然比較平靜，看不到生機。和捷克斯浩伐克相比，我認為中國也是更有希望的。

    人們對中國的情况悲觀，還因為中國的社會機制是特別的：中國的許多壞事，不到一定时候不大容易看得見，中国的好事也不容易從表面上看得出來。魯迅先生曾經說過：「于無聲處聽驚雷」，觀察中國的事情，我套用一句話：「于無形中看變化」。文化大革命期間，當億萬中國人民舉着小紅書，「毛主席萬歲」喊得最響的時候，也就是毛澤東的威信開始墜落，開始被摧毀的時候。十年文革帶來的极大成果，就是中國人民的覺醒。這個覺醒，到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門事件」，到七八、七九年「西單民主牆」的時候，才被我們發現。

    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一個精神负擔．就是中國人性中的奴性，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大削弱了。同時中國人也抛棄了毛澤東主義和斯大林主義。這種變化並不是每一個到中國去過的人，甚至每一個中國人都能看得清楚的。十年經濟改革带來的經濟變化，比較容易看得到，十年來更重要的政洽上的變化．便不是很容易看得到的。真正重要的變化也許不是幾億農民生活的改善，而是他們擺脫了人身依附狀態，成為自由的個體。他們可以自由行動，他們可以做任何想要做的事情。知识份子的地位也有相當變化。將近三十多年時間，中國知識份子没有權利選擇自己的工作。他們一經分配到一個地點，就永世不能離開這個地方。即使遭到領導的迫害和压制，他們也没有辦法擺脱。現在由於經濟改革，出現了大量民辦企業、民辦文化機構，知识份子的出路比過去寬阔多了。假如他要離開那個單位而不被准許的話，他可以辭職。而「辭職」这個字眼三十幾年來在中國從來没有出現過。很多地方的科學技術人員自己組织起來成立了民間的科研機構，完全擺脫了國家的控制．不再吃国家的俸祿。中國話說：「吃人的嘴短」，你不吃他的饭了，你人身的自由就比過去擴大了很多。光是上海就成立了二百多家私营的民辦科研機搆，这个數字已超過了國营的科研單位。  、

    中國問题的一個核心，就是共产黨和人民的关系。當人民發生變化的時候，黨和人民的关系也就發生了變化。當人民覺醒起來。有了更多自由的時候，共產黨本身也就發生了變化。表面上看，共产党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實体，似乎在黨内的人，大家都一樣，實際上共产黨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比。現在共產黨和人民之間，黨和非黨的界限，已經遠遠不如黨内兩派力量之間的界限更為重要了。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是對立的兩黨，而共產黨内的兩派不同势力的差別，遠遠大於共和党和民主黨的差別。我現在被開除黨了，像我这樣的人在共產黨裡有很多，而正因為發生了我和方励之等人被開除及胡耀邦下台的事件，黨内像我們這樣的人反而更多了，從七十幾歲到三十幾歲的共產黨員，在一九八七年裡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我離開中國的兩天以前，我的一個新結识的朋友，一个四十幾歲的知識份子告诉我：「劉老师，一直到八六年，我还是一個保守派呢，現在我不是了。」我們绝不要忽視黨内越來越强大的健康力量。正在各个领域里，在不同的崗位上，做出極大的努力來抵制中共中央的錯誤政策，使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速度有所加快。也可以說．他們在搞「自由化」。有一種很有趣的傾向，就是人民羣眾的覺悟在自然而然地影響着共产黨員，共产黨員的思想狀态又自然而然地影響到黨的幹部，黨的下层幹部再影響到黨的高层幹部：黨的高层幹部同時還受他們子女的影響。所以共產黨就這樣不斷地在變化之中。

    中國的形势的一個重大演變，就是共產黨對黨和社会的控制力量在不斷地削弱，而中國歷史進程的自發性，即在經濟改革誘發之下發生的遠遠超出經濟領域的广泛而深刻的變化過程，帶有很大自發性的過程，也就越來越重要，越來越强大。我們絕不要忽視這種自發的演變。假如我們把中國的政冶制度比喻為一個外殼的話，这個外殼一九四九年是什麼樣子，現在基本上還是什么樣子，但像正在孵化的鸡蛋一樣，裡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很早以來就有人民代表大會，但是它從來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大會，它從來没有否決過共產黨所提名的任何一個候选人，但是現在他們開始否決了。今年春天以來，在各個省市縣的人民代表大會上，官方提名的政府領導人員候選人有相當多的人落選，而人民代表自己提名的人（十名代表有權提名一位候選人）當選的就發生了很多起。工會也從來不是真正的工會，但是現在慢慢越來越像真正的工會了。人民日報最近不断論述，工會應該監督黨和政府，工會应該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我了解，这个變化不是共產黨授意之後發生的．而是工會的幹部自己研究了國外工人運動。提出了這個主張。一九八六年在全国各地舉辦的工會幹部訓練班上宣讲了這個主張之後，受到工會幹部的普遍歡迎．於是就變成了工會的方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召開的一次工會代表大會,官方明顯地準備任命、準備讓代表推選江西省前省委書記擔任工會第一副主席，實際就是正主席，但是經過選舉，官方準備的人不但没有選上第一副主席，連工會執委會的委员都没有選上。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當選的是由於胡耀邦下台而被撤職的前中宣部部長朱厚澤。假如说中国的保守派最恨中國十个人的話，朱厚澤肯定是其中的一個。就是這樣一個人，將在今後幾年之内成為中國工會的领袖。我們再來看看報紙，一方面新聞自由在縮小，另一方面有個別報紙突破了官方的限制，像中国青年報，正是在一九八七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間成为了一份自由的報跃。我們現在迫切地需要一張民辦的、自由的報纸。這張報纸比一個反對黨的出现可能會早一點，但是也不會太早。當還没有這份報纸的時候，一個最現實的進步的可能，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報，外殼不變，但里面變了．變得更加自由化。剛才我說的工會、人代會和報紙幾個例子，實際共產黨的委員會，某些縣委、市委也在经历着這樣的變化。總的變化過程可以用「弄假成真」四個字來表示。

    伴隨着我剛才听說的這些變化，中國新興的社會势力，即當年毛澤東消滅的資產階級現在又蓬蓬勃勃發展起來了。私營企業的數字，現在大約是二十多萬，從僱工几人到幾百、一千、二千這樣的「剝削者」。同時靠夫妻、家裡人的勞動。從事工業、商業、交通運輸业的個體户，有兩干一百多萬戶。這樣一股势力已經有了既得利益．他們要擴大自己的利益，在現行制度下，他們感到不安全，他们需要政治上的代言人。這股势力正在跟中国進步的知識份子滙合到一起，成為一股极大的力量。中國知識份子一旦跟這種經濟力量結合起來．他們就變得更加獨立了，他们就不再依附官方的任何一個機關了。

    當然，我向大家介紹上述情况，並不是說中國的事情馬上就會變好。我們必須有這樣的準备，中國今后的幾年之内，也許是三年五年，也許是七年八年，甚至於十年，在這样一段时間，中國將要经歷相當大的痛苦。群众自发力量的盲動性，将給中國帶來破壞经濟和自然的破壞，这是应該設法防止的。但我仍然認為在舊制度、舊秩序瓦解的過程中，我們民族的生機就会變得更加蓬勃。

    回顧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歷史，幾乎每十年左右就要發生一次巨變。今后十年的變化，因為是在十年文革和十年經濟改革帶來的進步的基礎上發生的，大約會比過去任何十年给中國带來更大的進步。

    從二十世紀初期起，中国已經出現過兩次革命。辛亥革命創建了一個中華民國，一九四九年的解放又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國號的英文譯名之差，僅在「人民」一詞。和中華民国相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過程中，人民的參與程度要廣泛得多，它确是在中國農民、工人和知識份子的擁護之下出現的。但在共和國成立之後，國號上「人民」这兩個字就变得越來越模糊．，最後完全被遺忘了。政府的誕生．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現．人民基本上没有參加。我舉一個早期的例子：毛澤東原來說過，建国十五到二十年之後再開始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而他突然改變了主意，一九五三年．即建國四年之後就提前了十一年到十六年在中國推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他並没有徵求人民的意見，甚至於没有徵求共產黨員的意見。因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国的歷史上，人民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很可疑的．據我看從來没有扮演過主要角色。今後的十年，中国歷史實有必要完成這樣一件工作，就是為中華人民共和国真正打一個人民的基礎。也許在今後幾年比較困難的狀態中．一個個村莊，一個個小的市镇，人民慢慢地覺得必須自己组织起来，必須自己管理自己，必須自己推舉出來真正信得過的人．作為他們的領袖。這樣從基層一步步地來進行新的政治建設。中国共产黨的各層官員將在這個历史過程中接受人民的檢驗。真正好的會被保留下來，甚至被推選到更高層，而那些不能得到人民信任的人，将会失主他們的官職。

    最後我仍然要强調：我們面臨着非常嚴重的危機。除了政治和經濟上的問題之外，單是人口危機和教育危機就將很難解決。但是，中国人民既然已經為历史的進步付出了這樣昂貴的代價．幾倍、幾十倍於其他民族的代價，既然我們今天有這樣良好的國際條件，再也沒有一个帝國主義會打到中回來了，也不會有幾個帝國主義国家來支持中國的軍閥，造成軍閥割據，所以我相信如此勤奋和如此聪明的中華民族，总會以嶄新的面目出現在世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