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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的遗产王 康 (2006年12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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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凤凰，只在火里歌唱！ 冰的篝火；火的喷泉！ 我高高地竖起我自己高高的身躯， 我高高地举起我自己高高的 交谈者和继承者的天职！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
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出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历史进程：苏联、中国等国生活在共产主义铁幕后面的亿万男女，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命运，开始投身一场攸关人类安危祸福的自由解放运动。这是西方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和美国革命以来，另一半球上无数生灵穿越另一种中世纪黑暗，复活自己本性与尊严并转向现代文明的伟大进军。 这一次世界性的启蒙与复兴运动，继承着五百年前欧洲精神革新的伟大传统，同样波澜壮阔，艰苦卓绝，惊天地泣鬼神，却不是它异时异地的简单重复。这次同样求取人类生命目的的历史进程，面临的处境更为诡异复杂，它要实现的理想更为高远。如果共产极权社会里自由迟迟不能实现，以至人们宁愿忍受专制，放弃对神圣理想的追求，甚至觉得专制奴役只要不太严酷，也许比把一切委托给个人的自由选择，更符合天道与人情，那么，世界将永远一半光明，一半黑暗，后者固然可悲，前者未必真正幸福。——人类的伟大本性已再次得到印证：自由和幸福必须是普世性的，救赎和福音必须及于每一个人。昊天垂降于在浩瀚宇宙中孤独运行的这个高级物种以最善的恩典、最高的启示：人类命运不可分割。 从世界精神的总体时空结构看，苏联、中国出现的现代极权国家制度，其精神源头之一正是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唤起的巨大觉醒和希望里分孽出来的近代世界两大思潮：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专制统治根深蒂固的东方各国，欧洲近代文明的精华——自由、平等、独立、博爱以建基于个人权益之上的制度设计，几乎必然蜕化为某种整体主义和共同意志，演变成一项鄙俗粗野却拥有巨大历史正义的普遍权利，凝固成马基雅维里式的暴民社会和成吉思汗式的暴君统治，最后泛滥成一种新的千禧福音，声称唯有它才真正解决了“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终结了“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从而标志着人类从自私渺小堕落孤绝的“史前时代”走向“人性全面复归”和“所有人自由”的黄金时代。 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体系崩溃、冷战和西方内部的文明危机，适时而有力地促成了共产极权制度作为非西方国家道路选择和世界战略定位的某种历史宿命。事实上，整整两代人时间中，东、西方之间，专制与民主，独裁与自由，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之间的世界性逐鹿，胜负兴亡的优势并不总在后者一边。 人类在核浩劫的梦魇笼罩中，面对集体毁灭启示录般的清晰图景，颤栗觳觫，本能滋生出空前恐怖的虚无主义和末世感。它们大幅消解着千百年来被遵奉被践行的基本信条，人性和文明本身遭到倾覆性毁谤。曾经维系并改善了世界的传统价值体系几乎土崩瓦解。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全球性礼崩乐坏时代，一切关于理想、殉道和救赎的言行，所有曾经支撑和激励人们走向永恒自由和无限光明的奋斗精神，似乎都只剩下已经逝去的微茫回音，露出吉凶难卜的黯澹前景。 人类现代命运一度系于已获自由国家对文明的坚守和承诺，更深刻、更重大的转机，则始于共产主义国家中缓慢而坚定、苦难而英勇的自由进程。与曾经点燃了近代人类自由火炬的但丁、哥白尼、路德、弥尔顿、洛克、伏尔泰、康德、雨果、潘恩、杰佛逊等西方先驱遥相呼应，共产主义世界也为现代人类贡献了自己的精神英雄：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阿马利里克、麦德维杰夫、阿夫托尔哈诺夫、吉拉斯、柯拉科夫斯基、瓦文萨、哈维尔、戈尔巴乔夫……，以及中国的刘宾雁。
上 篇
如果圣徒们呼唤我： “你丢下俄罗斯，到天堂里来生活！” 我就说：“我不要天堂， 我只要我的祖国。” ——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叶赛宁
由于东正教传统、地缘关系和大批使徒、先知的奋斗，俄国经过七十四年血流成河的苦难历程，终于挣脱了共产主义的锁链和尸衣。专制主义开始在这个前欧亚帝国退潮，与苍天同色的自由正在复活饱受折磨的俄罗斯灵魂。尽管还有无数变数，自由在俄罗斯的悲壮降临，使地球上最辽阔的土地进入了历史破晓时分，自由、光明和希望已开始把俄罗斯与西方连成一片。 现在轮到中国了。世界救赎的路标明显地指向了中国。占人类四分之一的最大生命共同体，何去何从，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关切。因为历史传统和文明的独特，因为中国现代社会各种固有矛盾和外来思潮无出其右的“共时性”，因为中国专制暴政特殊的历史成因，因为若干内外偶然事变，因为自身的道德退化和精神沦丧，中国人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困厄纷至。中国始终没有来到那个历史豁口：一场现代精神洗礼造就普遍的现代觉醒和现代意识，不仅文化界精英、而且民众和统治者们都超越出专制主义的樊篱。中国仍然停留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门槛内，无数人的苦难和拯救，还须以十字架的形式由个别殉道者来背负。虽然被人们在内心赞叹、仰慕，但他们常常是在充满苦难、孤独、叹息和失望的绝境中，履行自己的使命，以悲剧的目光和孤绝的姿态，背负中国的十字架。 刘宾雁在这一历程中，起身最早，走得最远，留下了沉重而珍稀的遗产。
一
即使我们被无形的锁链 永远禁锢在异地的海岸， 我们仍应戴着锁链独自 完成神灵所描绘的循环。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耶夫
1949年以后的中国，既是中国近、现代各种历史力量错综影响、急剧变异的结果，又是世界现代历史、尤其苏俄十月革命在东亚延伸撞击的直接产物。西方最激进的社会思潮经由严寒而专制的苏俄传输并入主中国，不仅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意外，也是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异象。 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被从两名俄国人（列宁、斯大林，其精神先驱是罗伯斯庇尔、梅特涅、魏特林、布朗基、黑格尔、马克思等欧洲激进派和涅恰耶夫、巴枯宁、特卡切夫、拉甫洛夫等俄国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暴力恐怖主义）那里引入的历史哲学和世界意识所征服，建立起一个与自身数千年传统和西方主流文明迥然不同的苏俄式社会制度和国家形态。这确实是一个新中国，新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法律制度，新的文化、风尚、道德、生活方式，新的统治和被统治者，新的命运和使命，新的苦难和罪恶。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变得如此政治化，具有如此热狂的天下关怀，成为举世罕见的意识形态物种。但关涉亿万中国人生死祸福的重大历史现象和事件，却是中国人最陌生最隔膜的国家机密，独裁者秘不示人的统治法器。中国人对自身命运和家国天下知悉干预的天赋人权，长期被褫夺。历史虚无主义对一个拥有悠久修史传统和优良历史记忆的民族的胜利，并非某种历史精神官能症（集体失忆等），而是贯穿几代中国人、藐似隐秘无言实则虑心积累精心安排的结果。 中国的特殊劫难在于，动辄数以万计的性命无端消失后，幸存者、目击者、亲历者通常要煎熬多年后，才从各种偶然机缘中窥见当年巨大惨剧之一角。而从哈佛到牛津，从白宫、艾丽舍宫到克里姆林宫，西方和苏俄政客、外交官、汉学家和中国通几乎成了中国历史的揭秘者，中国命运的预告人。 历史的严峻在于，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漫长的磨难和巨量的冤苦，体验令人窒息的无边寂寞，任何纯正的同情心和客观理性，任何外来学说、主义、正教，都难以真正洞悉中国，都不可能导引中国走上大道。严酷的历史逻辑是，如果中国人不能独立完成自我认识和审判的工作，不能正视自己的惨痛教训，不能把自己的罪恶和荒诞记录在档，不能完成必须的清算和审判，不能产生应有的忏悔和宽恕，不能对自己的危机和凶兆敲响最后的警钟，这个民族就必定要坠入完全失控彻底崩溃的深渊，并祸及全世界。中国最诡谲的反讽是，中国最亟需最可贵的“认识你自己”的任务，却是中国最敏感、最危殆、最充满风险因而最需要勇气和智慧的事业，其难度其意义并不亚于哥白尼对日心说、哥伦布对新大陆、爱因斯坦对质能互变、索尔仁尼琴对古拉格群岛的发现。 刘宾雁八十年生命的支点，六十余年文学创作的唯一母题，二十二年右派生涯的渊源和希望，八年“为人民写作”的激情，以及十八年流亡岁月的心灵旨归，都可一言以蔽之：发现1949年以后的中国。 与欧洲、俄罗斯一样，二十世纪中国的自我审问，主要由知识界发动。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王国维、鲁迅（其地位、身份、影响正日益受到置疑）不仅推动了现代启蒙和新文化运动，而且成为时代危机和社会潮流的警示者，甚至民族魄魂和国家兴亡的托命人。他们关心和研究的是重大而峻急的国族大事：列强环伺、不平等条约、国民性、民族、民生、民权、党争、割据、宪政、军队国家化、乡村建设、劳工保障、阶级对立和协调，文字改革、普及教育……。从晚清政权到民国初建到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政客、官僚、军阀、党棍们不一定接受并推行知识界的主张，但后者的言论空间和社会影响力，从来没有遭到严重的挑战。即使掌握了国家政权和军事强权的蒋中正和毛泽东，也对知识界尊重有加。史量才、沈钧儒、马寅初、闻一多等受到权势当局羞辱迫害的知识分子，则成为举国景仰的英髦节士。 1949年后，这一切迅速成为历史陈迹。从孔子以来，“士不可不弘毅”、“仁以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传统变得不合时宜；“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独立”，几乎成为头等国事罪。除了流寓台、港和海外的胡适之、张君励、钱穆、唐君毅等人外，迎候新政权和滞留大陆的整个知识界，都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不仅不再拥有任何优越感和发言权，而且迅速沦为中国历史上最卑贱最悲惨的末代学人。传统中国世代传袭的精神谱系和道德范式已经无人能够遵从，家国天下诸事再也不容他们置喙。 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与那个赐予他们生命、人格、学养和尊严又使他们困惑、忧虑、割舍不去的旧中国划清界线；与他们安身立命不可离弃的书生本色、君子之道和臧否时政、抗议流弊的权利，以及清高、孤傲乃至隐居山林、行吟江湖的人生退路示目暗别。除梁漱溟、陈寅恪、熊十力极个别“最后的士大夫”敢于且能够不惮孤寂甚至不畏强暴而以身殉道外，全部知识界只剩下一种身份、一条活路，即作为旧制度旧文化的残余象征，接受改造、凌辱、围剿和死亡，以证明新政权新制度的必然、先进和神圣。郭沫若、冯友兰、老舍等人除了歌功颂德外已经不知文字尚有其他功能。胡乔木、邓力群、张春桥、姚文元一类文化鹰犬则遥承申不害、李斯、侯览、魏忠贤和托玛斯·阿奎那、加尔文、戈培尔、维辛斯基、日丹诺夫“宗教大法官”遗风，以戕害同类为能事，极尽卑劣残忍以维护专制，为虎作伥而无耻丧德，留下中国自有“文人”以来不曾有过的劣行恶状，千载之下，犹为人不齿。 经过《武训传》批判、《红楼梦》批判、《文汇报》批判和胡风批判后，毛泽东们在1957年开始对知识界大开杀戒。在全部知识界遭逢灭顶之灾，六亿中国人开始次第进入精神焚尸炉的1957年，刘宾雁站到了蒙难队伍的最前列。
二
我从不喜欢那些被称为伟大的历史活动家、国家政权活动家、征服者，我从来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伟大，并且否定在那些卑劣的领域（如国家）出现天才的可能性。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嘉耶夫
身为逃亡关外的山东人后裔，刘宾雁敏于世道人心；家道中落，少年辍学而寄人篱下，刘宾雁灵心善感，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叛逆精神遂成气质；刚直厚道的父亲、慈爱坚韧的母亲立下的人生矜式是他一生的恩荣；张学良治下的“自由主义”和“亡国奴”的民族忧患带给刘宾雁厌恶一切压抑和禁忌的脾性；反日地下工作锤炼了他献身祖国解放和社会进步初恋般的纯情志向；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俄罗斯文学的早期阅读和旧中国触目可及的贫穷与积弊，使刘宾雁倾向共产主义，并加入共产党。打着毛泽东们烙印的中共武装革命派在二十多年间掀起的腥风雨血，从中滋长蔓延尔后定型为中共本性和风范的暴力哲学、权术谋略、偶像崇拜和历史自大狂，都从未毒害过刘宾雁的头脑。相反，刘宾雁与从井冈山和延安沿袭的专横、不近人情和暴力倾向格格不入。“解放区”个人生活和人道主义的萎缩，某种政治神秘化和官僚特权的萌芽，都在刘宾雁心里产生第一轮惊讶和反感。他曾生平第一次目睹拷打地主，瓜分“浮财”，领教了革命者一旦掌权后的狂妄和虚伪。两次遭到隔离审察，更使他对这场革命及其胜利开始保持一丝独立、清醒的怀疑。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声嘶力竭地宣称新政权成立，绝大部分国民和知识界或无限陶醉或惊恐万状于这天翻地覆式的天下大变时，刘宾雁竟无特别的激动和意外。革命胜利之于他如同呼吸俯仰一般自然、合乎人情天道，——他已在年轻的心胸兀自预构了一个新中国：自由，平等，民主，富强……，尤其要有富于人道，尊重个人。留待未来的，是践履并兑现革命许下的全部庄严承诺。1986年9月2日，在接受《深圳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刘宾雁回记说：“千千万万的人，包括我个人在内，都是在自由和幸福的感召下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的，很多人就牺牲在这个口号上。在日本统治时期，我们在天津唱的一首歌是《毛泽东之歌》，第一句是‘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这歌最后一句是‘建设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同属一个革命营垒，同是共产党人，刘宾雁与毛泽东们其实属于截然不同的类型。至少在1957年，他们对新中国拥有迥然各异的感情和认识。在刘宾雁心中，新中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真实、完全、永远地属于全体人民，国家和人民第一次成为一个历史共同体。毛泽东们要复杂得多。民族、人民与国家合三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这个新天下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那“最高纲领”、实现“最高理想”的工具。 1949年的全面军事胜利，其后三年对旧中国残余势力（士绅、地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社会基础以及所有民间自治团体）的全国性镇压，以及同期开始对农村和农民的土地掠夺，1956年对全体资产所有者的超法律超经济劫持等国内“成就”，与朝鲜战争、斯大林去世、国民党对台湾的固守以及赫鲁晓夫局部非斯大林化等域外事变一起，共同促进了毛泽东们崭新的建国理念和世界战略：把中国建设成斯大林曾经建立而远非完善的现代极权主义大国，最终取代斯大林和苏俄，把毛式中国革命推广到全世界。 欲达此目的，必须坚持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共产党的绝对统治；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必须坚持虽然产自西方、却是唯一能表明其历史合法性的世界性思想体系和国家制度——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 欲达此目的，必须建立起高度垄断、半军事化的统制经济；必须优先发展军事工业、核工业、重工业；必须扫荡与传统中国和西方文明有关的一切历史遗存、象征、符号、内心记忆；必须建立起一个领袖至上，顺从权威，崇拜偶像，泯灭了任何私欲、私利、私念、私心的现代兵营—奴隶社会；监狱、告密、控制、惩罚、恐怖必须上升为社会制度并进入日常生活；一切个人财产、利益、欲望、私生活都必须悉数剥夺；一切个人意志、自由、权利、思想都必须严加防范；一切犹豫、怀疑、动摇和反叛都必须无情镇压。 从最高的历史善意和最客观的中国处境出发，毛泽东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并不只是一群丧尽天良的狂人疯子不可理喻的怪诞表演。在最极端的意义上，它们确实源自一百多年来迭遭侵凌、历经挫折、有数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人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特殊感受和特殊要求。正如希特勒一度代表了德国民族的挫败感和这个民族因受刺激受伤害而激发的巨大精力一样，毛泽东们几乎同样难于抵御地接受了二十世纪弥漫全球的社会极权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暴政而非自由，独裁而非民主，战争而非和平地获取个人、政党、民族和国家在地球上的最大份额，由此而诱使和强制中国人为这一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而共同奋斗（在亚洲，惟日本曾梦想建立一个由天皇领导、大和民族统治的“黄种人罗马帝国”，蒙古鞑靼军事专制铁蹄横扫欧亚后又一轮血腥“黄祸”）。 在毛泽东们眼中，既然能够用暴力（只能用暴力！）打下一个中国，也能够用暴力（只能用暴力！）打下一个世界。中国如此之大，他们据此舞台，就一定要上演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活剧。它的序幕是：砸碎旧世界，中国和全世界的；它的高潮是：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中国和全世界的；它的不二道具是：暴力、专制、谎言，中国和全世界的；它的死敌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中国和全世界的；它的终场是：赤色世界升起一轮红太阳。 这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真实含意。用西方最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之“精”，“射”中国革命之“卵”，从而一举改造中国与世界，这就是毛泽东们对中国命运的特殊领悟。 毫无疑问，毛泽东们极其真诚而坚定地相信，这才是中国革命的真正理想，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凡是效忠于这种理想和使命的，就是历史进步的“选民”，合符最高的历史道德；凡是反对它们的，就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叛逆和罪犯，而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打击，无情地消灭。 毛泽东们特有的豪迈、气魄、乐观、坚韧，他们特有的历史观、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一以贯之、万变不离其宗的思想、方针、战略、政策，盖源于这一理想和使命。他们是代表历史和人民来履行古今中外一切大独裁者、征服者都未曾实现的伟大梦想。这是秦始皇、成吉思汗、拿破仑、希特勒未尽的事业，比他们更伟大，更光荣，更正确。 不明乎此，便无法理解，从1949到1976年间毛泽东们的所言所行，何以那般血腥残暴无法无天而无所节制无所忏悔。“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危迫，“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亢奋，“扫除一切害人虫”、“环球同此凉热”的凶恶狂妄，都不仅仅是一名妄想狂浪漫诗人的恐怖谵符。 不明乎此，便无法理解，何以在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饥馑，哀鸿遍野的惨憟年代，毛泽东们仍然不计工本地向古巴、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北朝鲜等邪恶政权输出民脂民膏、武器和毛式革命；何以不顾人民死活和国际核裁军呼声，以举国之力研制原子弹、氢弹以及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直到今天，“两弹一星”的“元勋”还是中国亿万人民仰慕不已的“民族英雄”。萨哈罗夫式的良知和智慧，至今不能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何以在全体中国人奴隶式地匍匐爬行了几十年后，还需再来一次登峰造极的现代造神—奴化运动，直到其全部邪恶和狂妄恣意喷发完毕而天怒人怨后，才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颓然坠地。 不明乎此，便无法理解，毛泽东们何故如敬考妣似地祭重秦始皇而如视寇雠似地贬斥孔夫子；何故在军事占领和经济垄断外，还以其毕生的精力改造、统一全体中国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灵魂；何故在百废待兴、亟需知识界鼎力参予的一九五七年，蓄谋发动一场对知识界的政治围剿和精神凌迟。
三
要想实现这个胆大妄为的原则（人可以为所欲为）和“自己亲手”建造巴比伦塔的理想，正如《国际歌》所唱的那样，就必须压制一切现实的自由，必须否定人的存在的一切精神本原和基础。社会主义是人类伟大造反行动的最终结果，同时也是它完全筋疲力尽的结果——撇家失业、世代漂泊的浪子精神完全空虚的结果。 ——谢苗·路德维果维奇·弗兰克
1957年，从旧中国过来的社会名流和学界领袖们虽然没有像刘宾雁那样，实地感受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后果，直接经历揭露斯大林主义罪恶的政治地震，但从二十年代初直到四十年代末，俄国革命的暴力纪录和斯大林主义的真相，一直是中国独立新闻界和知识界可以公开报导和讨论的话题，他们对中共和毛泽东的认识也更深入、更全面；绝非一片天真、迂阔，不谙时世，对毛泽东和中共的专制传统并非全然无知。但他们“不敢忘天下”的本性实在难以违抗，中国社会演变的实际情形与他们预期的目标已出现严重的背反，当局的“鸣放”呼吁和“双百”方针，实在教他们难于想像竟是一个噩梦般的“阳谋”。他们发表了至今切用于中国的高见和谠论，表现了纯正的士大夫本色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是孔孟、尤其民国以来知识界在中国土地上最后一次躬行直道、关怀天下的悲壮试法。 事实上，在毛泽东们看来，1957年大右派们的言论之所以必须予以彻底禁绝（从来没有得到严肃的讨论），就是因为它们纯粹属于旧中国被推翻阶级的挣扎和反扑，本来就在取缔之列。章伯钧所提“政治设计院”，罗隆基所提“相互监督、长期共存何以实施”，章乃器所提“马克思议绝不‘神’化一个人或一个阶级，也绝不‘魔’化一个人或一个阶级”，林希翎所提“人民不是阿斗”，陈新桂所提“无产阶级专政是三个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储安平所提“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陈铭枢所提“取消学校党委制”，葛佩琦所提“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不要共产党领导，人民也不会卖国”……，在毛泽东们眼中，这些言论不是荒诞不经，不识时务，而是反动至极，必须把它们与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彻底隔绝。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葛佩琦曾经用更为严厉的措辞喝斥国民党、蒋中正，批评美国和苏俄，作为旧中国国是派和清流派的著名代表而名扬四海。1957年，他们完全错制了形势，误读了毛泽东们的动机，高估了毛泽东们的“雅量”。他们不到半年时间的“鸣放”，换来的是二十二年的屈辱和整个知识界几代人的沉默（他们即使缄默如石，竭尽归顺效忠，也断无任何其他结局）。毛泽东为反右运动作出的定性结论，虽然肯定不为他们理解和接受，却真实地道出了新中国统治者与旧中国统治者全然不同的国家观、世界观，道出了毛泽东们异常明晰、确切的预谋：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和国际上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毛泽东：《1957年夏季的形势》
历史潮流变了，社会制度变了，国家性质变了，民族使命变了。无辜、正直、满腹经纶的老右派们确实难以理喻、甚至难于与闻，究竟是什么原因和力量、什么样的“历史的铁扫帚”把他们如此绝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1957年的较量，无论是阴谋还是阳谋，抑或阴阳两谋俱用，无论多么无耻卑鄙，毛泽东们是大获全胜了。毛泽东告诫他的同僚：“我们应当看得远一点，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应当承认，1957年中国知识界的惨败、毛泽东们的完胜，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真正来临。旧中国最负盛望的知识界名流、权威的遽然消失，为新中国新理想新使命扫开了最后一个障碍。1940年夏，巴黎陷落，法国投降，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时，竟兴奋得跳起舞来。1957年秋，当全体右派被开始“批判”、“围剿”、“劳改”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每周一次数舞会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 1957年反右运动是毛泽东们无与伦比的政治首创，奠定了毛式共产党中国最富独创性的特征：个人独裁＋一党专制＋军事－经济垄断—＋大规模、长时间群众性政治动＋意识形态至上。没有最后两项，再强悍再庞大的物质与制度力量，都可能毁于一旦。 1957年，旧中国知识界滑铁卢式的败出，标志着孔孟以来两千年多年士大夫关怀天下传统的终结，毛泽东们似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逻辑和愿望，把中国引向他们安排的道路。
四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 窥见你的瞳孔， 谁能用自己的血去粘合 两个世纪的椎骨？ 世纪象捕狼的猎犬扑向我的肩头。 但我的血统不是狼！ 我拒绝——存在 在非人的疯人院里。 我拒绝——生活， 和广场上的狼群一起 嗥叫——我拒绝 ——曼杰施塔姆
刘宾雁的出场，使这一切发生了变化。 从童年起，父亲就把一个思想“深深植入”刘宾雁的头脑：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人类的理想。他自幼深受俄国文学熏陶，通过它对俄国人民产生了深厚的好感，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笃信”，都“助长了我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崇拜”。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立山（三）、张闻天、张国焘、王明等中共早期领袖一样，在青少年时代的刘宾雁眼中，莫斯科就是社会主义的麦加，俄罗斯就是自己的精神祖国。与鲁迅、茅盾、耿济之、陈启珍、郁达夫、曹靖华、汝龙、成仿吾、郑超龄（麟）、田汉等左翼文人一样，刘宾雁也有一腔“盗火者”豪情。十二月党人以后一代又一代俄国精英，是他心中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群体，俄国文学表达的对人民的同情，对苦难的抗议，对专制暴政的蔑视和痛恨，那些忧郁而高贵、坚毅而富于献身精神的圣洁形象，在刘宾雁道德生命和精神世界里永远占据着初恋情人般的不朽地位。俄罗斯和苏联对于刘宾雁的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过中国自身、尤其汉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他身上唤起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极言之，在本民族本文明中，刘宾雁感受到的几乎都使他反感、失望、愤怒：专制、禁锢、压抑、狭隘、冷漠、严酷、死板、阴暗、下流、虚伪、反人性，不自然，无信仰，不懂爱情，鄙薄幸福，拒绝宽容、谅解、忏悔，敌视天才……。支撑他反抗专制极权、追求自由真理的道德源泉和精神动力，主要来自俄罗斯，西方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在他的思维、风格和语言里，永远居于第二位。 苏联根据《雅尔塔协议》和与国民政府所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出兵中国东北，曾发生严重抢掠奸淫。刘宾雁在沈阳和哈尔滨第一次感受到“苏联老大哥”以征服者、解放者自居流露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1956年，刘宾雁最后一次踏上苏联、东欧大地，正值斯大林主义的真相开始露出冰山一角之际。他对十月革命、苏联道路的圣洁情感开始蒙上浓黑的阴影。在横贯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铁幕下，从莫斯科到华沙，从贝尔格莱德到布加勒斯特，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从索菲亚到地拉那，苏联帝国出现了第一道裂缝：处决贝利亚，开除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斯大林分子，数百万政治苦役犯从劳改地和集中营回来，波兰波兹南工人罢工，匈牙利人民起义，尤其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后发表的那份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在刘宾雁一生中，“再没有第二个事件令我这样震惊过！我读着赫鲁晓夫关于二十年前那几起大屠杀的叙述，激愤得几乎颤抖起来，我为那些无辜的革命元勋和将领的惨遭杀害，悲痛得流下眼泪，我为斯大林的暴行震骇不已。”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称：“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年后，反右运动开始）；1963年，《人民日报》再次祭起斯大林的亡灵：“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三年后，文革爆发）。毛泽东们为斯大林开脱，辩护，歌功颂德，并发明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公开鼓吹强者、“成功者”杀人有理的“三七开”，刘宾雁“始终不以为然”。 中国广播机构报导苏共处置斯大林分子的新闻时，刘宾雁所在的《中国青年报》的党员干部“大都反对赫鲁晓夫”，同情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这种“一致性”，使刘宾雁“一惊”。他当然知道，关于斯大林及其帮凶的罪行，毛泽东们肯定比他了解得更详细；但是他不知道，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和清算，毛泽东们得出了与他完全不同的结论：斯大林在苏俄的所作所为（“全盘集体化”、“阶级斗争尖锐化”……），中国正要完全忠实地做一遍，斯大林没有完成的工作（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彻底清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推进世界革命，实现全球共产主义……），毛泽东们要继承下去并坚持到底。 由于时空统一性，由于“先验综合范畴”，由于人性在冥冥之中惊人的内在命运感通力，圣徒、先知和殉道者体现的高尚精神会感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素昧平生的无数善男信女，而恶人、奸佞和暴君之间，也会建立一种特殊的亲近感。秦始皇和斯大林对于毛泽东们，比起自己的祖宗和同代同胞，更如同父母和手足。善恶之间泾渭分明，如同白昼黑夜。1957年前夕，中国命运是以批判还是维护斯大林主义为主题，呈现出判然分明的历史分野。 历史无情，无数善良和平凡的人们衔冤而殁；历史也有情，牺牲者的血总会测红刽子手的手脸。历史异常顽强，一旦真相（重大苦难和罪行）浮露于世，就会在不可能彻底泯灭的人性和良知世界激起巨大的正义和愤怒。世上暴君最大的噩梦是，他们永远无法一劳永逸地灭绝所有人的天良，永远无法销毁所有罪证。1957年发生在刘宾雁身上的，便是这种永恒法则的一个显例：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等苏俄老布尔什维克的冤死会激起刘宾雁感同身受的伤痛和义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鞭尸”也会搅得毛泽东寝食难安。奴役与自由、暴力与正义、谎言与真相，不可能兼容于同一时空。 刘宾雁在1957年更不会知道，毛泽东一类极端虚荣阴险的暴君，都患有一种“鞭尸”恐惧症，他们最惧怕最忧虑的是死后鞭尸。伍子胥两千五百年前把杀父仇人楚平王的遗骸掘出，鞭之三百，留下遗言：“抉吾眼悬呈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虽然有违天道，但对于东方式的暴君，“鞭尸”不啻为一种有效的震慑手段。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思维是，他要汲取斯大林被赫鲁晓夫“鞭尸”的教训，用中国酷吏“除恶务尽”的信条，铲除“中国赫鲁晓夫”的任何可能。 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们的导师和兄长们的罪行如此骇人听闻，牺牲如此巨大，“走俄国人的路”，还是不容质疑、颠扑不破的历史结论和普通真理吗？斯大林主义的起源、过程和危害，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现代人类的重大历史现象。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来源，斯大林主义曾给中国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但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中国的最大禁忌之一，绝大部分中国人对自身苦难的这个血腥源头仍然懵然无知。 无论如何，1957年前的刘宾雁对中共和毛泽东们依然一片赤诚，“中国共产党是以充满自信，以百年来第一个赶走外国侵略者，和二十世纪以来第一个统一了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人民面前的，这种自信是以全国各阶层数亿人民对它的绝对信赖与拥护为基础的。”尽管他始终没有对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史实加以澄清，没有对日本入侵和苏军出兵东北对中共夺取中国的决定性意义有所洞察（甚至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来得及对类似重大历史真相重新辨认），他也不可能了解中共三十多年间权力斗争的血腥内幕，更不可能预见到毛泽东们在中国推行的共产革命，将比斯大林主义更野蛮、更恐怖，全体人民和革命儿女们将要一步步陷入空前的浩劫，一只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残暴怪兽将要吞噬无数无辜者的生命，但是，刘宾雁在内心已经悄悄与这只尚未完全露出其狰狞面具的怪兽拉开了距离，发生在苏联的悲剧已经如同天际的乌云，在他心里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五
被迫沉默或低声交流并不停环顾四周是否有人窃听的人，经常为房间板壁太薄而担心的人，不自由的人，没有权利大声表示他们所思考的问题，不能自由地批评自己的政府，选举他们所希望的人，在制定国内外政策上没有表达权的人，不可能建立自由的社会主义。 ——波· 戈洛夫
1957年的刘宾雁虽然无法预知，这片乌云、这道阴影，将要把他与整个中国笼罩，但他的历史感和良知力已使他无意间走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异端——政治反对派和“革命良心”的行列。在半个多世纪中，欧洲和俄国的“温和”、“稳健派”们，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卢森堡到托洛茨基、布哈林、杜布切、达卡尔、贝林格（以及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在笃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反对革命万能，强调手段与目的一致性，警惕纪律、权威和暴力对革命的侵蚀；在可能条件下，注重民主、法制和人道主义，尽力把自由解放的伟大理想贯穿于整个历史进程，体现于全部社会环节和每一个人身上。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观上反对资本主义，在精神、思想和个人修养上，对西方和人类文明并无全盘否定和彻底决裂的僵硬立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就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对人性的丰富和创造性乃至信仰世界，保持着基本的理解和尊重。“革命的良心”是崇尚暴力、流言和专制的共产革命的自我矫正剂和文明底线。它的所有成员，无一不是悲剧结局，从而构成现代人类的一个特殊群体。革命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在狂热牺牲和无限仇恨的洪水中，人类常情、理性和人道的本性，不可避免地要施予必需的节制和抚慰，使革命固有的正义和崇高不至于完全荡然无存，并在浩劫的荒原上给后人留下文明和人性的种子。刘宾雁在经历、道德、气质和人格结构上，是“革命的良心”在中国的天然候选人。 历史表明，正是这种源于人类本性和欧洲现代普世价值的“革命的良心”，使共产主义一度拥有几乎难以抗拒的道德力量和理想光环，无数男女为之前仆后继，不绝如缕。正是“革命的良心”焕发出的激情和献身精神，一度创造了使西方资本主义相形见绌的另一种世界性文明；也正是这份“革命的良心”导引出有史以来最大的异端审判和同类相残。数以十万、百万计的“革命的良心”被罢绌，放逐，批斗，逮捕，处决，并且殃及亲友。斯大林、毛泽东们在清洗和镇压自己的“战友和同志”时，所消耗的历史能量、国家资源之不计代价，所编造的罪名、谎言之离奇荒诞，所煽动的仇恨、杀戮之变态血腥，所遗存的苦难、死亡和祸患之深重久远，在人类历史上都无出其右。
1957年前夕，刘宾雁刚刚跨过“而立之年”，官拜“高干”，家庭美满，雄姿英发，前程远大。在令人艳羡的人生背后，命运之手已经悄然起动，把他推往危途与险境。一柄巨大的十字架正在中国大地竖起，刘宾雁注定将成为中国十字架背负大军中最艰辛最强壮最忠实的一员。 反右运动将迎来它的五十周年大祭。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刘宾雁的作品堪称经典。《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和《上海在深思》三篇报告文学曾轰动全国，刘宾雁一夜之间成为中国文坛和新闻界名人，被称为中国社会“革新者”。近五十年后，刘宾雁回顾道，这三篇报导“成为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家的主要任务是‘歌颂光明’，而不是‘暴露黑暗’以来，第一次批判共产党本身问题的作品。”巨大的反响使他“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冲动，我觉得我能说出前人和别人没有说出的话，我觉得中国社会好像在期待我的作品，我必须用自己的笔刺破和扫荡长期笼罩在中国上空的某种烟雾，它压抑着人们的创造精神，并使人们的视野变得朦胧起来，把似是而非的东西看作真理。” 刘宾雁在1957年前的全部文学创作，集中在下述主题上：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发出告诫，警惕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出现，防止官僚主义、特权思想、“把中国的全部事情都管起来”的自大狂以及对人民地位、权利的真实确认。但他还远远没有对毛泽东本人和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任何动摇。相反，他对毛泽东寄予莫大希望，认为后者会用扩大民主（《论十大关系》）和鼓励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避免斯大林滥用权力，违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悲剧。他甚至直接致信毛泽东，引用古罗马哲人的话告诫毛泽东保护中国人的自由和民主：“为了取火，免不了生烟，聪明人灭烟而取火，傻瓜则把火与烟一起扑灭。”1957年的刘宾雁“实在是太痴了，太相信毛泽东了，因而根本不会猜疑上海和全国正热热闹闹展开的鸣放不过是他一手制定的‘引蛇出洞’的政治大阴谋，一个大陷阱正在我脚下张着大嘴！” 无论党内党外，比刘宾雁资历更深，声名更显赫，才气更逼人者何止千万，而刘宾雁成为了天字第一号右派，历史影响最广远最持久的右派。他似乎生来领有一项义务：触怒偶像，冒犯独裁者。他身材魁梧，贵族式的仪表，硕大的头颅，饱满的天庭，挺拔笔直的鼻梁，声调浑厚宏亮。更致命的，他是一只自由之鸟，对一切生命的奇迹怀有恋人般的爱慕，在其潮起潮落、大悲大壮的坎坷人生中，跳动着一颗天生内向、忧郁、极富感受性、诗人般的心灵。这种美善的诗人气质一旦朝向人世与社会，就必然冲撞现实中的黑暗、压抑、专横和虚伪。刘宾雁的噩运甚至常常起于他的姿态、气味、手势、眼光、语音……。1957年，催促他疾步于中国历史舞台中心的，当然不只是这些个人的原因。尽管还有些模糊，不彻底，没有理论体系，但刘宾雁已经无意间卷进中国命运的漩流，撞进血泪汹涌的的历史大辩论中，其核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
六
在相信那些握有权力或武力的人们能够把持异议者、不同意者排除政治生活甚至投入监狱的国家里，……在我们整个“政治文化”——如果还能用这个术语的话——上留下了几乎擦洗不掉的污点。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1957年，带给刘宾雁一生坎坷的起点，还赐予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与毛泽东结缘。刘宾雁从青年时代起，就“不喜欢党对人的过于严酷和不必要的干预与压抑，不喜欢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那套舞文弄墨的做派、虚张声势、云雨翻覆的手法，与刘宾雁从马克思和俄罗斯那里感领到的深刻、庄严具有截然不同的美感。就在1957年，毛泽东擅自在刘宾雁的作品上作出批示（这种“御笔亲批”式的任意图鸦，是中国专制传统中最令人喷饭的劣迹之一）：“有人（刘宾雁）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 按照毛泽东们的标准和1957年中国社会的政治逻辑，刘宾雁确实无愧于一名“极右派”（关于“左”、“右”政治派别，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已经聚讼纷纭。作为一种睥睨文明和历史、试图重建世界的学说和运动，罗伯斯庇尔、斯大林和毛泽东们确实属于激进的左派；而作为珍视传统和人性基本价值，对世界采取总体同情和不忍之心的哲学，雨果、托尔斯泰、刘宾雁们应该划归保守右派。刘宾雁希望用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来取代造反、革命和战争，正是自古而今保守主义的共同立场）。 从精神与权力的关系看，前者从来不是后者的对手（后者拥有整个帝国，前者永远是孤身一人），后者常常轻而易举地击败前者（囚禁、放逐、处决），而前者历经磨难后获得的荣耀却常常使后者黯然失色。（伏尔泰与路易十五，雨果与路易·波拿巴，托尔斯泰与亚历山大三世，索尔仁尼琴与勃烈日涅夫……）刘宾雁与毛泽东在1957年的结缘，当然不是他文学创作和精神生命的特别荣耀，却是他肩负历史理性和时代良知这一非凡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此，他头顶毛泽东强加的恶谥，亲身领教了令人窒息的漫长苦痛，自杀或神经崩溃本是体现生命尊严的简便形式，但是，他终于熬过来了，——他的使命未尽啊。
无论如何，刘宾雁在1957年被毛泽东们击倒在地，毛泽东从此成为中国的宙斯，而刘宾雁从此成为中国的安泰。2004年2月27日，刘宾雁在其八十寿筵上回顾自己的八十人生时，还感谢1957年，否则他将完全虚度一生。要么不知深浅，混到文革，老帐新帐一起算，“非死不可”；要么象魏巍、刘伯羽一类御用文人一样，在谎言和虚伪中度过一生，“并不值得羡慕”；要么与张春桥、姚文元一样“成为四人帮的帮凶”。刘宾雁在1957年从毛泽东手上领到一张死亡通知书，同时从历史那里获得一份特别资本。他将不再以统治者一员的地位，也不再以纯粹的“革命良心”的名义，而是以一名被逐的异端、受罚的囚徒的身份，重新体验、领悟生活，重新观察、沉思中国。1957年是刘宾雁的噩梦元年，他还发现自己“爱幻想、有几分怯弱”的天性中，原来珍藏着另一种品格，足以支撑他面对一切不测、横逆，在他从人生悲剧的序幕中，立下了贯彻始终的人生信条：在毛泽东们面前，刘宾雁“并不认为自己有罪”，甚至“并不认为自己失败了，更不认为这次失败是永久性的”。 索尔仁尼琴曾详细地描述过他被“特料人员”押解，从明斯克月台到莫斯科地铁的情况。他一直默不做声的潜伏原因是：“这些站立在两条滚动电梯上的莫斯科人，对我说来还太少——太少了！这里能听到我号叫的有两百人，就算两百人再加一倍，那么两亿人怎么办呢？……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我将向两亿人呼喊！”正是在那些失去全部幸福和正常生活的黑暗日子里，刘宾雁与索尔仁尼琴被捕时一样，向自己、人民和整个专制帝国发誓：必须活下去，除了对妻子儿女的责任和爱以外，“有朝一日，我仍然能获得我失去的一切，甚至还会写出比1956年那些东西更高的作品！”
七
真理的精神，爱的精神，生命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若要拯救俄国，就需要这些精神的吹拂！ ——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
从1949年到1957年，刘宾雁与毛泽东们并无重大分歧。他对斯大林主义的震惊和思考，还是间接、直觉、初步和道德主义的，他对新社会新制度中主观主义、官僚作风和特权的置疑，基本出自“革命中人”和“体制内”的担忧。就像毛泽东作为马克思和列宁的东方信徒（不能、也无必要怀疑毛泽东作为共产党徒的虔诚），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中国专制暴君和农民造反加诸其身的历史印记一样，刘宾雁作为中国“革命的良心”，与俄罗斯和西方的先驱们，也有明显的地缘和时代差异。 远在斯大林暴政出台前，1918年，普烈汉诺夫就在其遗嘱中预言布尔什维克将按如下规律演变：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成一党专政，然后演变成领袖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初是阶级恐怖，接着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旦实施民主和自由，立刻就会丧失政权。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威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被破坏的将不是旧世界，而是祖国俄罗斯。这位“俄国共产主义之父”“为俄罗斯人的命运而痛哭”，同时“很有把握地断定：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罗曼·罗兰一直公开支持十月革命。但是列宁对社会民主党、立宪党和孟什维克的镇压，使他极为失望。他发表公开信，对苏俄“军事共产主义”表示抗议：“新政权的领袖们往往肆意抛弃最崇高的道德价值：人道、自由和真理。”这位十月革命为数不多的欧洲拥护者公开告诫列宁，“暴力政权、特别是歌颂这类政策的拙劣文章，已经产生了使欧洲自由思想家的优秀人物如伯特兰·罗素、乔治·勃兰兑斯、阿纳托尔·法郎士与俄国革命分道扬镳的必然后果，正如法国革命的大屠杀，最终使得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席勒这样的人脱离了它一样。不管你们是否对这些人嗤之以鼻，你们都丧失了他们身上伟大的道义力量，而这种力量对于广大群众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我认为，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愿俄国革命者考虑到这一点。谁瞧不起心灵的力量，谁就要遭殃！……思想独立是人类的基本力量，谁也驯服不了它。信仰是以受压抑的信念中喷射出来的，请你们再三思考！请你们不要玩火！火会把你们吞噬的！” 在苏共垮台后仍然忠于共产主义的苏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其长达一千页的巨著《让历史来审判》中最后写道：
过去我们许多人给予斯大林的活动以极高的评价，可是那时我们并不了解他的罪行。但是，现在斯大林的大部分罪行已经被党揭穿了，所以现在当列举这些罪行可以编写成许多卷书，每卷中的每一行所犯下的罪行都应该得到最严厉的判决的时候，这时，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企图为斯大林辩解并把这个刽子手和国家罪人捧为英雄，那么，这已经是无法理解的了。现在对斯大林的任何平反本身就是对党的严重的犯罪，是对党的一切基本原则的厚颜无耻的污辱。正如哲学家格·波梅朗茨所公正地指出那样：“在了解了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而还要恢复对斯大林的尊敬，这意味着树立一种新东西，即树立对告密、非刑及极刑的尊敬。这是连斯大林都没有想要去做的事。他宁可去选择伪善的办法。恢复对斯大林的尊敬——这意味着在我们的旗帜旁边树起一个精神的怪物。”
同属纪实性文献，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对专制、暴力、苦难和罪恶的作证，其立场的彻底，道德抗议的纯粹和历史洞察力，与同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苏俄作家们相比，明显带有半中国历史环境的印记。在同样险恶的环境中，俄国的良心写作一直保持着“男低音和女高音”天作之合的纪念碑式的完美。卡拉万斯基的《请求书》、尤里·艾亨瓦尔特的《刀刃之上》、阿马利里克的《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娜杰日达·曼杰施塔姆的《严峻的历程》、瓦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河的故事》以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都是无愧于俄国苦难，坚持救赎的传世之作。 应该承认，既是以俄为师的革命，与毛泽东们至死只能以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自封一样，包括刘宾雁在内的所有中国革命的良心人物，都不可能达到俄国先驱们曾经达到的境界和高度。同理，中国所有现代自由、民主派（包括艺术先锋派们）也无法摆脱邯郸学步的无奈和尴尬。也许，只有当西方和俄国的经验与教训在全世界成为常识并与摹仿效法者的经验融为一体时，中国和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宿命，才可能解除。 无论按照西方资本主义还是苏俄社会主义的标准，中国都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属于迥然相异的文明形态，中国的劣势和落后一目了然。然而，中国在照抄、照搬西方和苏俄过程中，必然呈现出人类历史不断演化、进步的伟大法则：精神对权力的抗衡，自由与暴政的对峙，人类最柔弱、最无形的心灵力量必须在不幸和罪恶面前表达自己，从而使自由、真理和幸福成为世界性事业。正如毛泽东竭尽所能要“天才地”把马克思发展到“顶峰”一样，刘宾雁也听从良知和命运的召唤，在毛泽东生前死后坚持对重大善恶是非的追究，不容忍历史真相与暴君同入坟墓。 刘宾雁后来在中国发出的声音，明显带有俄罗斯历史沉钟的回音，却有他独创的节律、色彩、气韵、旋律，人类救赎精神在东方的伟大心跳，风断云续、垂天而降的天籁之音。
八
呵，俄罗斯！ 你遭受了多么可怕而沉重的罪孽！ 恶毒的谎言使你在审判的深渊里显得抑郁沉重， 你被刻上了奴役枷锁的印记！ ——霍米亚科夫
1958年，刘宾雁和全体右派堕入地狱后一年，索尔仁尼琴刚刚摆脱政治苦役犯和癌症患者的双重苦难，对莫洛托夫等斯大林分子被逐出权力王国、却以“退休金领养者”身份逍遥于法律和道德的清算之外，深以为忧：
在二十世纪，不能几十年不区分什么是应受审判的暴行，什么是“不应翻的旧帐”。 我们应该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对邪恶默不做声，把它驱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百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等于从下一代人的足下挖掉任何公正观点的基石。
这正是刘宾雁在二十二年间逐渐成形的思想。 刘宾雁和上百万右派人士二十二年间承受的苦难和罪恶，首先是一桩严重的道德犯罪和历史犯罪。如果任其在中国社会里埋藏发酵，对罪魁祸首毛泽东不予道德清算和历史审判，就不仅对不起蒙受了无数冤屈痛苦的人们，而且保留着继续镇压思想的恐怖权力，预示着中国的噩梦还在继续。 1986年底，刘宾雁与许良英、方励之向几十名著名右派发出一份“1957年反右运动学术研究会”通知，呼吁对三十年前那场政治屠杀展开严肃调查和讨论。由于邓小平的直接干预和钱伟长的告密，会议没有开成。刘宾雁在中国北方和南方与史学界、理论界、文学界、新闻界和大学生进行了上百次座谈。偌大中国，千古奇冤，几乎剩下刘宾雁一人奔波道途，形单影只，成为1957年反右运动孤单而英勇的公诉人。 1986年9月13日，刘宾雁在黑龙江大学“请问在座的同学们”：
你们对于1957年反右派运动知道多少？知道中国打了多少右派吗？用什么手段打的吗？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它和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关系？
然后他对那些不在场却时刻监听着他的人们问道：
1981年就有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还是少写为佳。”这纯粹是妄想！有哪个人的意志能决定历史的进程呢？反右派运动要写上五十年！
1986年11月21日，刘宾雁在天津南开大学发表演说，得出与当局截然不同的结论：
1957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反右运动，不是打了几十万或者120万、200万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机遭到一次致命的——假如不是说是毁灭性的——摧残。
1986年11月27日，刘宾雁在南京大学要求大学生们关注国事，记住1957年：
从五十年代开始的那场悲剧本身是闭幕了，但余音绕梁啊！……大学生在任何时代都是旧秩序的掘墓人，是一个民族唯一的希望所在！
对1957年反右运动的评价，使刘宾雁与邓小平们发生巨大分歧的重要原因。在邓小平们看来，反右运动绝大多数当事人已经平反（留下“扩大化”的余地），即使不需再高呼“圣主英明，皇恩浩荡”，也应当知足了。对于坚持“唯物史观”的人们，任何历史现象都无需进行道德评判，无论多么惨痛的悲剧和不可宽恕的暴行，都是可以撇开不顾，可以进行交易的政治筹码。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目的永存。他们并不想、也不能否定毛泽东们的丰功伟绩和伟大使命，他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利用他们在文革中的下台经历获取新的统治权，而把毛泽东们由于历史条件、个性、风格、手法失当而没有办好办成的事情办下去。 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宪法和党章何以至今充斥着对苏联和中国人民犯有滔天大罪的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幽灵；毛泽东还继续窃据着天安门广场和城楼上使世界瞩目的位置，窃据着成亿中国人拥有的天文数字般的人民币纸面空间；何以毛泽东在精神上有如此强盛的繁殖力，中国社会至今对毛泽东们厌恶和否定过、中国人最亟需的自由、民主、人道仍然怀着如此令人绝望的无知、鄙夷、诋毁和仇视！ 人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相信人性本善，对人类永恒的善性怀抱着感动、赞叹和敬意，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里，生命及其自由、尊严、高贵和神圣是不可动摇不可背逆的最高原则和终极目的。这类人对专横、暴力、阴谋、杀戮、欺骗、奴役本能地反感、厌恶，并且不可让渡，不可推诿，不可避免地起而反抗，即使需要把一切典押给苦难、孤独和死亡。另一类人在一切方面都正好相反。 刘宾雁与毛泽东、邓小平们不仅属于截然不同的中国人，甚至属于不同类型的人类。右后者看来，1957年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数以万计的右派分子即使含冤蒙耻，伟大的战略目标本身也是不可谴责的。即使从历史功利出发，刘宾雁也与1957年反右运动始作俑者们有着大不一样的结论：“反右派运动给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从此，知识分子和干部将只有极少数人有勇气对党和政府提出批评。党组织腐败的倾向，党中央和毛泽东错误的决策、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将畅行无阻。党内与社会民主将不是逐步扩大而是不断缩小，直到实行法西斯专政。继1958、1960年人为的经济大灾害而来的1966—1976年人为的政治浩劫，将使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并在1976年以后漫长的时间里继续咀嚼苦果，为每一步缓缓的前进，付出昂贵的代价。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来源于1957—1958年的反右派斗争”。 1957年反右运动奠定了共产党一党独大、毛泽东一人独裁的局面，塑造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基本特征。这一年，也成为刘宾雁在中国大难来临之际，独自呐喊独自悲歌的苦难开篇。从此，刘宾雁的“革命的良心”破碎支离，毛式共产裁判所把他判定为永远的异端。
1956—57年度在苏俄和中国发生的事件，对这两个共产极权社会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苏俄经过四十年的革命、尤其斯大林四分之一世纪的残暴统治后，人道和自由的信念开始复苏，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制度和历史道路的抉择面临前所未有的反思，民主、法制、基本人权在斯大林及其同伙退出历史舞台后开始要求得到起码的尊重。俄国一千年的东正教救赎传统、三百年面向西方的正面经验、俄罗斯知识界一个世纪追求自由、人道和真理的伟大精神遗产，以及无辜、淳朴、两手干净的俄国人民，已经不能继续容忍远比罗曼诺夫王朝和所有沙皇更为暴虐和伪善的政权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是命运安排来履行俄国历史良心的共产党人。然而，即使在拥有如此深厚、强大自由传统的俄国，自由对奴役的胜利，仍然要在斯大林主义被埋葬三十五年后才会蹒跚而来。 中国却在那个年度灾难性地转向黑暗。毛泽东还有二十年时间，在中国全盘推行斯大林主义，并且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鞭尸”后总结出两条“教训”：一、发动一次又一次党内斗争，清除掉中共的赫鲁晓夫；二、发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把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劫持到中国特色的暴政中来。 这个年度，既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和两千年东方专制主义的大复辟，是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在中国的复活，又是登峰造极的毛式共产极权主义的恐怖元年。 四十年后，刘宾雁“仍然相信，如果毛泽东不在1957年和1958年两次发狂，中国绝不会是一个今天这样穷困和落后并且危机四伏的国家。然而，毕竟是中国人民允许甚至欢迎过毛泽东把他们一步步引向一个又一个灾难！”殷忧启圣，刘宾雁在这个年度的出场，命中注定他将与人民一起经受磨难，走向觉醒，迎接新的考验。
中 篇
一
我用沉重的门闩 插上门，不让革命之风 吹乱我的神圣的稿纸。 ——弗拉基斯拉夫·费利齐安诺维奇·霍达谢维奇
1979年，再次成为苏俄和中国当代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头。 苏俄一批政治权贵、军界、警察首脑、军工巨子和御用文人准备借斯大林百年诞辰为这名老暴君恢复名誉。他们示威性地开庭审判了西尼亚斯基、丹尼尔和布洛茨基三名持不同政见作家。以萨哈罗夫、卡波查、帕乌斯多夫斯基、瓦连岑、涅克拉索夫、索尔仁尼琴、丘科夫斯卡娅等苏俄著名科学家、作家和诗人为首的自由知识界采取了果敢的抗议行动，得到西方和全世界的广泛支持，苏俄军方和克格勃等新斯大林分子们被击退了。美国历史学家科恩认为，这一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表明斯大林主义在俄国从精神上被埋葬了”，更具历史象征意义的是，在这一公开交锋中，苏俄持不同政见运动从此诞生，并为自己选择了许多世界闻名的发言人。 1979年，刘宾雁开始了他八十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在以后的七个年头里，刘宾雁将用新的语言、新的声音证明，他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新的发言人，中国的良心。 1979年，刘宾雁55岁，人生最关键、最美好的二十二年无谓地消逝了，但他并非一无所获。虽然他无时无刻都摆脱不了那个意识：你是任人侮蔑的贱民！你对妻子儿女有罪！但农民和社会底层尚存的质朴使他感到人间还有温暖和慰藉，只要人民没有败坏，中国就有望。在大别山麓的劳改营里，他拿着放大镜在油灯下一行一行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企图找到困扰他的答案，一遍又一遍在心底叩问：
这些从来没有见过法西斯分子是什么样子，也无机会间接了解残酷虐待同类的事实与情景的青少年们（红卫兵），他们那种冷酷无情的心肠和那些惨无人道的手段是从哪里学来的？ 中国究竟是怎样落到这步田地的？ 中国究竟怎样才能走出这个火坑？ 这个黑暗的时代几时才能完结？ 中国将以什么方式走出这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灾难？
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爆发，仍是待罪之身的刘宾雁经常混迹人群，流连忘返。“这是中国人自己第一次自发的而不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群众运动，又是对于这个党公然表示蔑视的公开抗议，这标志着二十七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觉醒”。 1979年的刘宾雁，恢复了党籍和公民权，却仍然是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异端。他重操旧业发表文章，日益获得了人民的期许，也日益为权力当局难容。“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个党和我之间始终存在一种疏离?它曾开除过我，又纠正了错误使我回到党内，但几乎从我回到党内的第一天起便又以警戒的眼光注视着我，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党内已经有太多的人不是我的同类”。刘宾雁没有如毛泽东们所愿，改造、堕落成极权主义的政治标本。非但如此，与古今中外所有志士仁人一样，刘宾雁心有郁结必将发愤著述并磅礴于世：“一定要有所作为，要使我的妻子和儿女有一天为我感到骄傲！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写出一部震撼中国的作品！” 从1949年到1957年，刘宾雁与毛泽东们的分歧存在于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和分析，他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历史道路并无深切的思考和批判。从1979年到1987年，刘宾雁与邓小平们的分歧，已经上升到了攸关国家安危和人民命运的大问题。 1976年，郭沫若以其九十高龄继续公开贩卖其奴隶哲学“感谢华主席、感谢党中央”；1977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公开威胁说要再发动一次反右运动；1979年3月16日，刘宾雁在人民大会党听完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报告后，在心中问道：“这四个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政治概念，同毛泽东在1966年以前推行了十几年，文革期间又以它们为名把中国推入黑暗深渊的那一套，连措辞都大同小异的四个‘念念不忘’，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一位政治家做过解释，而它们后来居然写到宪法里去！” 1979年，邓小平如日中天，其影响力仅次于1949年的毛泽东。邓小平声称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以其自身遭遇和特殊的眼光得出结论，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群众政治运动，不仅劳民伤财，祸国殃民，而且会使共产党的合法性彻底丧失，乃是荒唐而愚蠢的统治术。同时邓小平深知，无论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和个人道德如何卑鄙无耻，他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象征，既是中国的斯大林，又是中国的列宁。对毛泽东的否定就是对中共的否定，那就不仅仅是对统治方式和毛泽东个人的否定，而且党的全部历史合法性和整个统治根基的动摇。 事情很清楚，邓小平不想做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当年为斯大林辩护，决非出于捍卫历史真理，也非出于对后者的个人尊敬（相反，毛泽东本人曾长期遭到斯大林冷酷、训斥、挖苦，甚至废绌），而是出自共产党领袖们特有的政治实用主义。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对后者的贡献作了简短的总结，称道这位亡友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最后他“大胆地说：他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过一个私敌。” 七十年后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再也没有一个共产党人能够用这种评语为死者送终了。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的毛泽东用“三七开”为他的导师盖棺论定，除了政治流氓和暴君之间“无所畏惧”的结算关系外，已经毫无任何道义底气和人间常情可言了。 又二十多年后，邓小平重拾毛泽东余唾，称毛泽东“功大于过”，再次陷入政治犬儒主义的泥淖，意味着这个党永远告别了在历史真理和政治道德领域进行忏悔和更新的可能，共产主义的全部正义性和庄严、神圣感到此土崩瓦解。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全面世俗化、历史性腐败和大规模道德沦丧，也就从此开始了。 客观而言，邓小平与毛泽东几乎在一切个人秉性方面都大不相同。邓小平未必还有魄力有兴趣照走毛泽东式充斥狂妄、血腥和荒唐的死路，未必没有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基本感悟，但二人之间却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共识：中国只能实行专制，必要时实行独裁。 1979年的刘宾雁痛苦地面对着中国的严峻现状，从此失去对“中南海”的寄望和兴趣：“他们是在进行一场新的试验，在经济生活领域实行高度自由化的同时，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坚持四个不改：没有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主义，大权独揽，不受监督的党的领导，没有人民参与、对人民不承担责任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式的‘马列主义’。” 二十二年的煎熬，换来的仍然是专制主义的胜利，刘宾雁已经清晰预见到1957年以来的悲剧还会重演：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只能有一个理由：它表明这个领导集团企图把中国的改革严格限制在经济领域，绝不触动旧的政治制度和旧的一套意识形态。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效用则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于任何危及既得利益集团及其意识形态的思想或行为给以惩罚。一九八一年以来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以这个名义进行了三次大扫荡。作家、记者、诗人、教育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编辑、政治家，一概未能幸免。
1957到1979年二十二年间，中国社会公开鼓吹仇恨，实行一部分中国人对另一部分中国人的歧视和暴力统治，斯大林主义的两个主要砝码“全盘集体化”和“阶级斗争尖锐化”在中国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人身上都打下它们恶名昭著的印记。整个社会融奴隶制、封建专制、法西斯主义和僭主独裁于一炉，权力极度异化，善恶是非彻底颠倒，不仅自由、平等、民主、公义和真理惨遭禁绝，连人性、人道、母爱、同情、忏悔甚至孤独、出神、沉默、幻想、梦境、回忆等人类最基本最无害的个体生命形态，甚至连绝望、自暴自弃、精神崩溃和死亡，都同样惨遭荼毒践踏。作为舶来品的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赫然成为所有中国人必须信奉遵从的天条。 1973年9月，毛泽东正写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并自诩“马克思加秦始皇”，索尔仁尼琴致信苏共领导人，愤怒指控“上个世纪末从西风刮来的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它折磨和伤害了“俄罗斯的心灵”，“巨人般的俄国”为此付出了6,600万生命的代价。索氏声明，他并“不希望中国精神上毁灭”，但既然中共领袖非要自封为马克思主义正统，“就把这种先进思想给他们吧”，“让他们去教育人类，并负担全部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十世纪独有的“异族意识形态统治”对中国的征服，其怪异、荒诞、血腥、强悍，更超逾了苏俄。1959—61年间，1966—68年间，因毛泽东们毫不克制和恻隐的倒行逆施，中国先后出现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饥馑和政治迷狂，先后出现大规模人吃人的恐怖世象。一百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预见到一亿俄罗斯人被魔化的末世景象，三百年前，顾亭林同样阴胡的预言，竟变成了公开、确凿的国家行为和社会事实：“改姓易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文革对中国是彻头彻尾的浩劫，文革结束却没有成为中国的福音。历史之手不是经由人民、而是通过与毛泽东、“四人帮”过从甚密、几十年间对中国人民同样罪恶深重的人物，通过一场类似政变的权力转移，完成了独裁向专制的回归。邓小平上台后，实行“换汤不换药”的政治实用主义，为饱受毛泽东们折磨、动荡翻覆不已的中国带来表面稳定，知识界告别了长达三十年被无端凌辱、打击的不堪之痛。但毛泽东缔造的国家基本制度、尤其是意识形态体系，被悉心维护下来。中国结束了文革，却留下了文革之源。1979年，在一系列权力、利益交易完成后，新的权力格局和国家统治方略得以确立。 当代中国这次最大的历史错位，使人民付出的代价之高，将在此后近四十年时间中，一次又一次展现出来。 1949年，在某种意义上，在中国历史的特殊环境中，共产党对中国的征服还是天意人心所在，起码是中国不可回避的宿命。如同刘宾雁、李慎之、顾准、何家栋、李锐、朱厚泽等人所论，如果不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有可能出现较为开明、温和、人道、甚至有限自由和民主的局面，从而走上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尤其是《共同纲领》中阐述和承诺过的道路。从1976年到1979年中国道路的抉择，决不是人民意志的实现，王申酉的牺牲、魏京生的入狱和“民主墙”的封闭表明，中共新当权者同样没有基本的现代意识，他们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识下，力图超越赫鲁晓夫，直接采用勃烈日涅夫主义，在“安定”和“团结”幌子下继续实行专制。 1949年毛泽东登基，刘宾雁就没有感到“高兴和激动”，他那时就预感到，共产党可能给老百姓温饱，但是“不会给人民快乐和自由”，他“内心深处并不喜欢这个制度”。1979年，刘宾雁与极少数头脑清醒的人士一样，再次认识到，历史并没有走上正道，人民被出卖了，中国前途堪忧。 摆在他个人面前的，仍然有两条路，一条是与新的胜利者合作，而这与他的天性和命运早已南辕北辙；另一条是继续1957年以后的人生选择。 二
在集中营疲惫的漫长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塞在喉头的郁结……。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1979年，摘掉右派帽子的刘宾雁饱经风霜的面容背后，已经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内心革命：从“革命的良心”变成“人民的良心”。刘宾雁永远变换了历史身份，他成了人民中的一员，被侮辱、被损害，被歧视、被践踏的最底层成员。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在苦役和绞刑架下“设身处地、将心比己”地放弃了贵族意识和一切优越感。索尔仁尼琴写道，只有“在古拉格群岛，则是几百万人的头脑和灵魂，真实而且永远地陷入奴隶、囚徒、伐木工和矿工的境地，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的规模上）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只有群岛的知识分子犯人才最终失却了由于怜悯下层而出现的优越感”，从而在世界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下层人描绘下层人。 比斯大林主义更恐怖的毛泽东主义已经以“物质的、铁一般”的形式在中国建立起来了。直到这时刘宾雁也没有与革命告别（革命对于刘宾雁，犹如初恋，永远不可能告别，至于后来《告别革命》一书中那种理性、诗意、布尔乔亚式的“告别”，在刘宾雁的人生哲学和辞藻里，不可能出现），更没有与革命“决裂”（他一生都没有“抛弃”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也许他最终也没有找到比他当年遭遇后者更使自己觉得这个世界值得为之奋斗乃至牺牲的那种启示）。但刘宾雁发现了对革命的可怕背叛和革命自身的异化。 民国肇始，孙中山、蒋中正等国民党人对中国和世界大势已有较清晰和客观的认识，中国可能走上逐步自由、民主、宪政的道路，正面满足中国民族主义（“恢复中华”，收回失地，废除列强不平等条约……）和社会正义与进步（法律、经济、政治平等、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历史性要求。借助孙、蒋二人的儒家和基督教背景，中国还有可能在东、西方文明对话、交融的伟大进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由于一系列外来因缘和偶发事变（主要是凡尔赛条约、西安事变、日本入侵、苏军出兵东北），代表中国主流传统和历史方向，以知识界、新兴资产阶级、社会贤达和富裕守法农民为主体的现代化进程，被可悲地阻断。苏美冷战和国共内战把中国推向另一种命运。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创造性贡献在于，把人民提高到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之上，再把自己封为人民领袖。他发现并坚信，中国数以亿计的人民（其基本成员是毫无现代意识，缺少文化教养，对世界无所贡献而充满疑惑和仇恨的无赖痞子），正是这些缺乏独立思想、人道关怀和自由精神而数量巨大的芸芸群氓，相对于马克思的“生产力”、“历史规律”，列宁的“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内务部行刑队，具有不可比拟的破坏性力量。 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像毛泽东那样，把“人民”推举到如此令人眩目的地位，毛泽东的所有想象力、创造性、灵感和力量，都是在“人民”的名义下获得的，“人民”代替了上帝、真理、永恒和无限，毛泽东发明和制造了“人民拜物教”。 勿庸赘述，人民从来是毛泽东的工具，玩弄人民于股掌间的毛泽东是中国现代最大的劫数，而要最终化解这个劫数，摆脱和摒弃毛泽东的幽灵，需要特殊的智慧和罕见的勇气。堂堂中华，偌大中国，只有刘宾雁将毛泽东强加于中国的“遗产”分捡于光天化日之下。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真正面目，明白了他们遭受着什么力量的支配，他们的命运坎陷到了什么样的田地。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刘宾雁亲身领教了毛泽东们直接加诸的磨难，他已经从这场革命的血腥过程和恐怖前景，将当年的怀疑和忧虑转变为批判和抗议，——他已经在精神世界和道德王国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了。 无论如何禁绝，无论中国如何被虚无主义征服到何种田地，1979年《人民文学》九月号发表的《人妖之间》都像一道锋刃，割开了中国层层密织的面纱，堪称中国文学、历史、新闻和政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这是1949年以后三十年间第一声洪钟大吕，是1957年中国万马齐喑二十二年以后振聋发聩的稀世警钟，是对全面奴化状态依然笼罩中国的混沌昏庸时世的当头棒喝。近三十年过去，它所激起的排空巨浪依然高悬于中国历史天空。 《人妖之间》主人公王守信，与权力人物结为死党，几年间由一名土匪姘头、媒建公司收款员上升为黑龙江宾县事实上的统治者之一，具体而微地完成了权力结构、功能及其交换的全部过程，完成了中国社会的“大颠倒”。 异化（Entfremdung），无论在黑格尔、费尔巴哈，还是马克思那里，主体外化为异己力量，都是“上帝本质”、“绝对观念”和“历史规律”中最重要的现象。《人妖之间》第一次告白世人：国家最高权力的异化，乃是天底下最深重的灾变和最可怕的倒退。 马克思从解剖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独特的分析批判，被恩格斯概括为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刘宾雁从权力异化开始，破天荒第一次对共产中国的专制本质进行了外科手术般的揭秘，无疑是对当代中国具有颠覆意义的重大发现。 考茨基、卢森堡、魏特林、吉拉斯、卢卡奇、葛朗希、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曾对共产主义走向极权主义和绝对主义作过研究，刘宾雁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把晦涩抽象的哲学概念“还原”到了二十世纪人类最大一片试验地——中国社会，提示了权力异化这个笼罩在亿万生灵命运之上的斯芬克斯之谜。 刘宾雁指出，“王守信绝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她不过是一团污水中的一颗泡沫，贫瘠土壤上的一株莠草。”通过对这颗泡沫和这株莠草的解剖，刘宾雁以其简洁的文字，对中国人民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信号：
这种“社会主义”交换，比起资本主义交换确实有相当大的“优越性”：交换双方个人不须拥有资本，不须支出任何私有财物，不冒任何亏损或破产的危险，而各有所得。事情非常明显，每一次这种交换，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间接或直接给社会主义公有财产损害，或都使党纪国法失灵，往往又是二者兼而有之，而这最终就必定伤害社会主义制度，使党的领导徒具虚名。而在这种反复不已的交换中，党政干部本身也就逐渐蜕化为吞噬人民脂膏和吞食社会主义制度的蛀虫，党和群众的关系也随着恶化了。
中国权力异化的一大恶果，是人民的普遍物化和道德沦丧。连王守信这样一名毫无任何现代文明意识的半文盲，居然发自本能地运用毛泽东们发明的统治枷锁，钳制人心，总揽大局，实行“全面专政”。 在形式上，刘宾雁与毛泽东一样，信奉“人民至上”、“人民万能”。但二人之间的分歧却如天壤之别。刘宾雁从来没有任何利用人民以谋私欲的阴暗心理，他为人厚道、正直、真诚，一生没有任何损人利己的劣行。他们之间的差异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对历史真实和人性本质的洞察和理解上，刘宾雁远比毛泽东深刻、坦荡、富于真知卓见。 在当代中国，刘宾雁第一个指出，人民与共产党、毛泽东并不等同，也并不一致，如果两者出现矛盾、冲突，责任全在后者。刘宾雁更深刻的发现是，人民也可能蜕化，甚至可能堕落，而这正是毛泽东们不可宽恕的罪过。能使“广义上、宏观意义上不会出错”的人民变坏，这是中国独有的悲剧，刘宾雁由此临近了中国命运最复杂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内幕。 事实上，从1949年、1957年、1966年、1989年以来，毛泽东们在相当程度和规模上，不仅限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在道德、精神和人性上征服了中国。在《人妖之间》，小小宾县里的人民，已经在精神上濒临破产了。正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时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分化，人民出现了大变异、大堕落。
三
在这个世界上，如同黑暗中朦胧的闪光，我们由黑暗的没有意识的物质存在的无有之中出现了片刻。我们必须好好利用理性的要求，创造一个对得起我们自己，对得起那我们只是朦胧察觉到了其目标的生活。 ——安德烈·萨哈罗夫
鲁迅曾被人称为“民族魂”。他的最大贡献，是写下了《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两篇揭示中国国民性的小说。日益增加的档案材料表明，鲁迅关于国民性的“发现”，来自北一辉、藤田剑锋、大隈重信、宫崎滔天、幸得秋水和内藤湖南等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精英的“支那观”、“中国印象”。在鲁迅那里，中国人愚昧、自私、冷漠，已经无药可救。惟有仰仗“外力”（日本入侵和斯大林主义入主），中国这所“铁屋子”才可能打破。他对中国历史的诅咒：“吃人”，被奉为对中国的最大发现。鲁迅精神的西方谱系源自尼采、叔本华、易卜生、波德莱尔、王尔德等近代虚无主义和价值取消派。鲁迅在中国的得势，他在1949年以后的至尊地位，他对仇恨、暴力、专制的公开颂扬，他对温情、谅解、忏悔、宽恕和一切人道主义的公开进攻，完全契合毛泽东们的需要。毛泽东革命造反的第一根据，就是旧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它是新中国人民伟大的必要前提和自然反题。鲁迅和毛泽东对中国国民性的论断，正是他们设计的历史天秤的两端。鲁迅深得毛泽东青睐，尤其在文革时期被抬高到与马恩列斯并列（其实更高）的地位，岂非偶然！当年的狂人、阿Q们已经被毛泽东改造和培养成了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接班人：土改和镇反的刽子手，反右运动的打手和积极分子，文革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人妖之间》里的王守信。鲁迅的贡献在于为革命捏造了一个奴隶式的自然基础，毛泽东则把这个基础发展和上升为一代禽兽、法西斯党徒和奴隶主。从1936年鲁迅去世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40年间，一部分中国人从奴隶变成了主子，这就是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上演的变形记。鲁迅污陷孔子是由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偶像。今天，稍有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清楚，从他病逝到文化大革命，先被上海地下党和左翼文人包装成“民族魂”，既而被先在延安、后在北京的毛泽东册封为“中国一等圣人”。而他虚构的狂人和阿Q们，已经早已冲决“礼教”和“封建”罗网，成为天安门广场山呼海啸般地向全世界公开显示神权浩荡的现代奴隶，进而演变成现代极权主义的巨大肉身。他们愚昧、自私、冷漠、滑稽依然，却平添了狂妄、残忍、无耻、虚伪，这就是这位“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中国第一圣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现代中国的贡献。 刘宾雁痛心疾首地发现，与共产党一样，人民出现了大退化。“经过反右和文革，许多中国人良心消失，忏悔意识消失，不能独立思考，不信守诺言，相互仇恨、猜忌，冷酷和仇恨成为主要人性，弄虚作假，嫉妒成性，告密成风，刑讯逼供，野蛮残忍，没有思想，健忘，易满足，因幻觉代表现实……中国人不承认杰出的天才人物，不承认才智上的豪杰，但他们承认暴力的豪杰，越是优秀的人、越是杰出的人，在中国越难生存，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庸才的天堂？” 在王守信的“学习班”、“赛师会”上，刘宾雁为后人留下了一幅风俗白描：“又击起鼓来，又接着作诗。人人心里也有个鼓，咚咚敲个不停，都是成天鼓捣煤的，会做啥诗呀？有人只好硬憋，直冒汗，准保一辈子倒了胃口，以后听见诗就和发抖。你不作诗，不骂得蝎虎点，就要怀疑到你头上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呢。有人偷偷溜到别人背后，看人家编个啥，没文化，憋不出来的，索性站起来朗诵散文——破口大骂……，祖国啊，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主人，无产阶级的主人，这就是我们的工人阶级吗？王守信——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共产党员吗？”
刘宾雁借助外语优势达到的理论高度，在中国作家极为罕见。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随着据说是它的伟大胜利（中国的解放）而同时淡化消失，又因为对中国和苏联的教条主义而厌恶透了”。他却因此悟出另一个重要得多的真理：在中国，由于中共当局不可与言，又由于理论界普遍缺乏道德担当和理论勇气，因此，关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论争，既不可能又无价值。而中国社会的演变和人民的真实状态，则是比理论问题、包括上层政治重要得多，真正值得关注和分析的大问题。 “二十二年与世隔绝，得天之助，一是体验了人民的苦难，养成点平民意识；同时不受官场沾染，保持了感觉的‘童真’。因而，1979年初一旦‘改正’，仍用三十岁时的眼睛看现实，遂觉得不可容忍，写出《人妖之间》。于是，重演一遍二十三年前的故事，一举成名”。安徒生的天才之作《皇帝的新装》在二百年后的中国找到了知音。刘宾雁撕裂了新中国冠冕堂皇的面具：这个国家一天也没有属于人民，正相反，名义上、法律上的国家主人——人民，已经异化为被欺骗、被利用的群氓，沦落为被蹂躏、被驱使的奴仆，践踏成被剥夺、被出卖的墨面黥首。一个新的统治集团、新的特权阶级，已经凌驾于人民之上。中国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共产党与人民之间，人与妖之间，已经通过各种形式的分化和组合，完成了一次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位与复辟。《人妖之间》发行了140万份。由于人人要看，所以无论图书馆的或个人订阅的，都被人们借走。每次以几小时计，连续传阅，直至被磨搓得不象样子为止。在有些工厂和学校，由于大家都急于先睹为快，而杂志只有一份，于是便在下班、放学之后不回家，集聚起来，由一人朗读。 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文学作品第一次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成为很多人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大部分小说或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或揭示现实中影响千百万人命运的矛盾，因而受到从知识分子到普通青年劳动者的欢迎。但是直接描述、分析共产党组织的腐败和社会的严重病患，并且写的就是仍然发生在眼前的现象，又是纪实性的，《人妖之间》是第一篇。 富于原创力的美学家高尔泰指出：“如果不联系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不联系中国人民在与‘极左’势力进行的艰难困苦而又百折不挠的斗争中形成的价值观念”，那么中国的现代派们“是连接受美学也接受不了的”。他以其独有的精神尺度评价刘宾雁作品的独特意义：“如果说西方美学的诸流派要比我们的文学评论更科学些，那么我愿意指出，无论是唯美主义的佩特还是未来主义的马里内蒂；是意识流派的詹姆斯还是表现主义的布莱希特；是超现实主义的布列东还是新小说派的葛利叶；是结构主义的弗拉亥还是语言学派的瑞恰兹，都不能说明，为什么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以马蒂斯式的粗线条而能如此以雷霆万钧的力量，震撼着亿万人的心灵。” 近三十年过去，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刘宾雁在《人妖之间》里对中国的“发现”，不但没有“过时”，反而为权力异化的历史性灾难所证实。当年王守信似乎无师自通获得的胆量和能耐，已经被整个政权和全社会（尤其1989“六·四”后）接受并极度恢宏堂皇地发展了。今日中国权力与金钱的神圣联盟已经成为现代世界最大极权制度抵御一切压力、危机、风险，拒绝自由、民主、人权最强大的力量。一个新的、庞大无比的幽灵在东方徘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们地下有知，当会目瞪口呆，用“龙种生下跳蚤”已不能比喻其间的变异。全世界神智正常的人们对这个戴着各种面具的历史怪物，除了迷茫、厌恶外，似乎无能为力。 在八十寿筵答谢辞中，刘宾雁再次把目光凝聚在人民身上，当下中国充斥着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作品，引起他极大的失望。激愤之极，刘宾雁厉声谴责中国人遭受专制是“活该！”中国人先在毛泽东统治下沦为狂热、极端愚昧的政治性物种，后在邓小平、江泽民的权钱联盟里，集体堕落，乃是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历史大溃退。尽管如此，刘宾雁还是把希望寄放在人民身上。
四
冥辰高悬在我们头顶，无辜的 俄罗斯在痛苦挣扎； …… 假如他们真要封住我受伤的嘴， 就让那些我为他们说话的千百万人 让他们来代替我。 并让他们每年记住 每当我的祭日来临。 我不只为我自己祈祷 我的呼声是为了那儿所有和我在一起的人们 ——为了所有的人。 他们在寒冬腊月里，在七月的热浪中， 站在那堵不通风的深红色的墙下。 ——阿赫玛托娃
1985年1月，《第二种忠诚》在《钟山》发表，立即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是年，文革结束已近十年，中国历史道路危情潜伏，准备复辟倒退、收拾残局的旧势力磨刀霍霍。时代亟需的对国家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进行严肃反思的局面一再被阻断，毛派“极左”势力的反扑和复活已经直接危及到艰难步履的中国。不对毛泽东的罪过进行揭露，不检讨那个时代骇人听闻的悲剧，不发现与那些罪过和悲剧相对峙、相抗衡的精神，中国就不可能在精神上前进半步，随时可能出现专制复辟。 正是出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命运的双重关切，刘宾雁以“第二种忠诚”为名，在近半个世纪中无人敢于问津的政治、历史、法律、外交、司法、军队、人性和毛泽东以及雷锋等领域纵横激越，锋芒所向，尽在要害。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万言书，是中共上层里“革命良心”对独裁者的一次罕见的谲谏，后来演变成残酷的政治陷害。在此之外，两代中国人只能倾听和仰视最高领袖。听凭他们指点江山，品评历史，裁断是非，制定国家大法，操控亿万人命运，一切天经地义。 1881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被谋刺后，俄国民意党执行委员会把一封致亚历山大三世的公开信印在“富有光泽的羊皮纸上”，投进涅瓦大街邮筒里。同时有一万三千份复印件在俄国各地散发。民意党人指出，现在俄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政府，政府按其本质来说只应当表达人民的愿望，只应当实现人民的意志。”然而，在俄国，“政府已堕落为清一色的奸党，并且比起执行委员会来更加适合于称之为一帮篡位的匪徒。”他们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大赦政治犯；二、由俄国人民的代表重新审查现行国家和社会生活方式，并按照人民的意愿进行改造。 亚历山大三世不顾警告，对五名谋刺人士（其中一名是著名女革命家索菲亚）判处绞刑。 奉行非暴力主义的托尔斯泰致信亚历山大三世，指出俄国面临着三条道路：“以恶报恶的镇压之路；自由主义的纵容之路；沙皇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履行上帝旨意的宽恕之路。” 亚历山大三世拒绝了托尔斯泰（同时给沙皇写信的还有二十余名“俄罗斯的良知”，他们也都遭到拒绝）。二十年后，托氏再次致信沙皇（尼古拉二世），措辞已不再是恳求，他的警告直率而严厉：“历代沙皇都可能并确实是怪物和疯子，独裁是一种过时的政府形式，……最重要的，是整整一亿人民会异口同声地要求自由。” 罗曼诺夫王朝当然不是因为民意党人的谋刺、传单和托尔斯泰伯爵的信函而倒台，却是后者的告诫一再被置若罔闻的必然后果。将近四十年后，沙俄帝制在战争和革命的血泊中土崩瓦解，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和平逊位之后，还未能免于被布尔什维克满门屠杀的噩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萨哈罗夫等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先后致信苏联领导人，就一系列涉及苏俄重大命运的问题提出告诫和建议。与沙皇俄国一样，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对这些最无私最坦率、也最有价值的告诫视若无睹。不到二十年，在没有外来战争、人民起义和恐怖刺杀的情况下，第一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戏剧般地崩溃了。 全球最大一片土地先后相续的两个帝国，没有被拿破仑、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摧毁，却在历史真理、时代良知和人的自由本性面前分崩离析了，而真理、良知和自由通常是由知识人来表达的。 向暴君和独裁者公开或私下致书，提出劝讽和告诫，是古今中外所有专制社会的特有现象。刘宾雁本人就曾经以信函方式提醒毛泽东“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党内占优势的是权条主义与宗派主义，党内高级干部存在‘变色龙’，党群关系恶遍恶化……”，他那时不可能知道，毛泽东就是中国最大的特权人物和变色龙。 在《第二种忠诚里》，刘宾雁公布的两封“万言书”，均出自普通士兵。它们的公诸于世，像两把利斧劈开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世袭领地和政治黑箱，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勇气，以真正的人民名义和个人的良知高度指控和质问毛泽东：
我认为，中共中央近来在国内外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犯有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其中有一些属于原则性方向性错误。本来，任何政党和个人在漫长的历史征途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足为怪的，但是最危险最可怕的是中共中央至今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严重错误…… 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你老人家实质上不允许别人批评你的缺点错误，对于稍微尖锐一些的原则性批评，马上翻脸，进行残酷斗争和打击。……什么南斯拉夫、苏联、波兰、匈牙利、法国、意大利、美国、印度……那些国家的共产党都会犯错误，唯独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例外……，你口口声声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但事实恰恰相反，远的不说，1957年到现在，哪一个‘批评’毛泽东思想的人有过什么好的结局呢？
接下来，“万言书”满怀忧虑地预感到，迟早总有一天，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等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可能被打成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最后，作者告诫毛泽东“千万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否则，“不错则已，一犯错误就错到底，后患无穷”。 毫无疑问，这是对共产极权最高权威的挑战，意味着一个被掩盖的历史进程早已存在于表面铁板一块式的中国社会中。“万言书”作者之一陈世忠明确拒绝充当雷锋式的工具，“他唯上级命令是从，他预先就断定了你（毛泽东）永远是绝对正确的。……一旦你说错了话，你代表党中央做出了错误决定，又有谁能够帮助你们纠正呢？” 雷锋作为毛泽东精心培养的奴隶典型，其反人性、反文明更甚于王守信。它作为毛泽东绝对权威和愚民国策的必要陪衬，作为公然变人为齿轮、螺丝钉、耳目、鹰犬的工具标本，在道德和伦理上发生过异常虚伪和卑劣的影响。雷锋式共产主义道德楷模的无耻和可怕，使中国历史上的伪君子和宦阉之徒都会自愧弗如。 在《人妖之间》里，刘宾雁发现的是中国令人绝望的最大阴暗面，毛泽东极权主义带给中国社会的人民分化，权力异化带给人民的腐蚀和毒化恶果。《第二种忠诚》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史的里程碑作品，标志着中国历史和精神发展中一种新范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普遍奴化、兽化、物化过程中，同时出现的另一种重大变化。一种新思想和新人、新的人道主义和“人民至上”观的确立。 《第二种忠诚》破天荒第一次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刘宾雁把两名死囚变成原告，把毛泽东和那直接滥杀无辜的刽子手还原成被告。历史以其异常曲折的形式证明，两封万言书的公开展示，不仅大大拓展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视野和人生境界，撕开了中国政治生活最厚密的帷幕、最森严的禁忌，而且直接预告了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的前景。刘宾雁将这种类似专制社会的“死谏”冠以“第二种忠诚”，分明是对几十年来肆虐成灾的奴隶主义的鄙弃，而把真实的“人民”写在时代的旗帜上。它是对极权统治的政治术语和语言符号的无畏挑战，在中国第一次公开颂扬独立而非依附，清醒而非盲从，服膺真理而不崇拜任何偶像的人道主义和人民性，“在中国政治原野上虽然贫弱而稀少”的新人和新思想。 《第二种忠诚》同时把锋芒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万言书”作者目睹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一百多名犯人的面干下的杀人罪行。”目击者陈世忠与死者非亲非故，但在他本人冤案平反后第三天，就不断奔走为死者鸣冤，要求惩罚凶手。他在《人血不是水》中呼吁中国人“想一想，死者的亲属──年轻的寡妇和孤儿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想一想，人民钢铁长城的声誉怎能让杀人凶手玷污！想一想，这些制造假象、杀人邀功的败类至今还隐藏在党内、军内，成为我们事业的接班人！再想想，这件事本来很可能轮到你、我、他的头上，如果被害人是你的亲属，你又该怎么想？……还有，这种事若不查个水落石出，连同‘文化大革命’一切彻底否定掉，你能担保今后不会再发生吗？” 刘宾雁评论道：“问得有理，……然而引起我思索的却不是他的这些观点，而是他的那种感情，说起来似乎也很简单，无非是古已有之的人对人的同情吧，但是在陈世忠身上，这种感情为什么这样强烈，如此执着，本人二十年的凄凉遭遇没能冲破它，几千万人经历的旷古浩劫（那十年，死一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也未能使它麻木呢？”“陈世忠不可能是个先知先觉，党内水平比他高出许多倍的有识之士多得很，难得的是他在那种境地竟然如此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1962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发表，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在简短的《代序》中写道：“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索尔仁尼琴从此改写了苏俄文学史，并且在八年后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 不难设想，刘宾雁即使没有提到毛泽东，只是把那桩虐杀囚犯的事件非常“文学化”地展开为一个中篇，其艺术和社会成效也许与《一天》有同工异曲之妙。 文学评论家刘再复认为，在中国，任何想感动世界的作品必须首先感动自己祖国的人民，他认为刘宾雁的作品是中国文坛上的重大现象，“如果不是他们经历过一个苦难的时代，如果不是他们经受过一次心灵的炼狱，如果不是他们本身所具备的高度的良知水平，如果不是他们有一种献身于社会和献身于文学事业的英勇精神和道义力量，这种散文是无法出现的。这种散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作家精神状态的巨大转变。它是我们民族心灵遭到巨大创伤之后的一种补偿，……是作家自由本质的一次光辉的实现。只有心灵受到十年震撼和折磨的中国人民，才知道这种散文是怎样的宝贵和值得珍惜”。 《第二种忠诚》是在历史真理和道德理想的领域与毛泽东的决裂，其颠覆性的意义至今犹存：极权主义和暴君政治的弥天大谎——“为人民服务”——像舞台上纸糊的布景开始翻转出它满是灰尘和蛛网的背面。 在此之前，从华沙到布拉格，东欧人民在匈牙利起义被血腥镇压二十多年后，再次走上挣脱斯大林主义锁链的“光荣荆棘路”。知识界、工人、教会和党内改革派正式结成联盟。瓦丘利克的《2000字宣言》、希克教授和里赫塔博士的《行动纲领》、瓦文萨们的《21条要求》以及哈维尔、昆德拉、米奇尼克们已把“自由”、“民主”、“人道”、“自治”、“独立”堂而皇之地写入历史的天空，东欧大地的自由解放运动已不可逆转。 《第二种忠诚》虽然还停留在对历史的清算和反思上，但在历史精神上与苏联、东欧的自由化浪潮却存在根本的契合：必须用真理、正义、人道战胜专制、邪恶和暴力。 五
夜深人静。我走上月台。 我倚靠在门框上， 细听往事的余音， 揣度今后的浮生。
夜色象千百只望远镜 一齐对准了我。 亚伯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 免去我这一苦杯吧！ ——帕斯捷尔纳克
从五十年代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开始，经过冯雪峰、秦兆阳、邵荃麟到八十年代李泽厚从康德那里借来的“人是目的”，王若水等人对“异化”、“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在当代中国，有关人道主义的论争充满了风险。刘宾雁独特的贡献在于，他深知，人道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困境从来不是经院哲学问题，而是铁一般的物质性现实，是极权制度对人本身进攻的所有细节和恶果。它集中在毛泽东为首的“极左”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夺上。 1986年11月21日，在天津南开大学的演讲中，刘宾雁对当代中国的十个方面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谈到人道主义的命运时，他说： “人道主义的地位是什么？它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时，当时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有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当时在德国已经被逮捕了的卢森堡，一个女革命家，给列宁写信，写了本小册子，向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忠告，说你们一定要注意，无论革命环境如何的艰苦、如何的残酷，但是希望你们注意你们采取的手段，不要太暴烈，手段应该是人道主义的……回顾我们几十年的历史、几十年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我认为有这样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国际上，共产党的威信是怎么样被破坏的？头一个就是斯大林的所谓肃反扩大犯，……这是对共产党威信的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打击，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次是最厉害的一次，就是柬埔寨波尔布特，我们扶植起来的。……就是在78或者77年，‘四人帮’刚刚垮台不久，当时华国锋当政，汪东兴也去过一次柬埔寨吧。这一次流血，这一次屠杀，我们是不知道……手段和目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考虑！” 把刘宾雁封为中国“极左”势力的公诉人，大概符合实情。在“极左”势力充满罪恶阴谋、也所向披靡的历史上，刘宾雁没有改变力量对比，但他改写了中国最肆无忌惮的黑暗势力的精神病历，并多次用刘宾雁式的简洁写好了他们的墓志铭：
极左路线，中国的极左路线，跟外国的极左路线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掌权的，掌权的极左，又是东方的国家，它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仇视，对人的轻蔑，对人的侮辱，对人的践踏，和对人的残害。这个事情，毛泽东早就总结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简单说：不把人当人。……极左路线把人变成了非人，把应该享受自由的人变成了没有自由的人，把应该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变成了所谓驯服工具，把人变成兽。这个过程，就包括人的内心，中国民众心里良心的消失。一种忏悔心情的消失。作为人的特征的许多东西，独立思考，信守诺言，……良心消失了。……发展起来的是什么呢？相互仇恨、相互猜疑，冷酷；冷酷和仇恨成为美德。……在这个基础上，又造成了全民族的恐惧，对暴力的恐惧，对权威或者叫领导的恐惧。明明是在那里大行不义，但是我们可以袖手旁观，我们可以退避三舍，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可以把全世界都毁灭掉。……所以我说左的核心，中国的左，东方的左，就是反人性。
1949年之后的中国，一反人性常态和文明成法，歌功颂德成为亿万中国人的唯一表达。秦始皇以来专制传统发明的感恩载德之辞已难敷大用。大小新式御用文人铸造了无数新词，将全中国连同每个大脑的任何角落统通打造成谀词之海，颂歌之邦。刘宾雁一百多万文字中，竟然没有一个句式、一个单词、一个字曾经让专制和既得利益者们赏心悦目。刘宾雁之所以不去写可以证明他的创作才华、奠定他文学地位的小说，“明知报告文学更苦，更慢，还得为每一篇料理后事费大工夫，伤很多神经细胞，但良心上却轻松一些”，还有一个他屡次公开直言的目的：“报告文学能够发挥小说无法发挥的作用，它能直接地对生活进程发生一点影响，能造成一点震撼，——有时候，你简直觉得那是一种能摸得着的物质一样的东西。它可以对坏人多少起一点威慑作用，不然，他们的日子也未免过于舒适了。” 事实上，从《人妖之间》到《第二种忠诚》，刘宾雁在能“第二次为中国写作”的七年期间的每一篇作品，都引起“极左”势力的愤怒和反扑。“一篇报告文学得罪一个省”，甚至有五、六个省联名在北京“告状”，以至连胡耀邦、万里一类党内开明派领袖都被迫对刘宾雁发出告诫，而他们在内心其实很赞成和欣赏刘宾雁。 直到1987年1月24日，忍无可忍的邓小平直接下令，开除刘宾雁中国共产党党籍，他第二次从中国共产党“圣殿”被放逐。刘宾雁本人的文字记录的历史裁决，其含义已经勿需多写一字：
八年前也是这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结束了为期将近二十二年的政治僵尸生活，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内。两次开除，一个原因：我公开批评了共产党内部的弊端。 这一生中，我因受难而得到过别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过人们的祝贺。我蒙受过最大的屈辱，也享受过极高的荣誉。今天，我却同时经受着这两种东西，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这是幸福吗?是的。我应感到幸运，因为只有极少的人有缘得到这种享受。
刘宾雁第二次为中国人民效劳的短短七年如此清晰、完美、波澜壮阔，充满史诗式悲剧特有的雄伟壮丽。“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地方像中国这样发生着如此普遍、深刻、剧烈的变化，而十几亿人民命运的改变，必定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毫无疑问，在这个最大的生命共体中，在这艘最大的历史方舟上，刘宾雁始终踞于中国历史风浪的最前沿。在浊浪排空、雷鸣电闪、豪雨倾覆的生死关头，刘宾雁是真正的大丈夫、男子汉，始终站在不幸、苦难和牺牲者一边，对中国的危情、凶兆和险境不断发出警示。在半个世纪里，他一直是中国悲剧档案无畏的收集者，中国罪恶不妥协的公诉人，中国命运和希望不知疲倦的代言人和预言家。在暴君、精神行刑队、肖小庸人合谋挖掘的滔滔忘川之上，刘宾雁像珠穆朗玛峰一样，使中国保持着它的高度、尊严、苍茫和生机。
六
创作欢乐之杯 充盈溢满， 一切都已不是我的，而是我们的， 与世界的联系牢牢确立。 ——亚历山大·亚山山大罗维奇·勃洛克
当代中国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事象是，十数亿人像逃避“萨斯”和海啸一样，惧怕与自己的历史照面。无论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国的友善与援助，苏俄对中国的算计伤害，还是日本对中国的入侵，都是一团乱麻。中国自己的“家史”更是一篇造假作弊的大作。国民党、蒋中正的历史功绩（推翻满清、结束帝制、两次北伐打倒军阀、领导抗战、废除不平等条约、晋身反法西斯四强、缔造联合国、在台湾完成不流血土地改革、实行宪政……）至今被抹黑，通盘否定。共产党自己的党史更是一片谎言，“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着这次五十周年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五十年来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这些大耻辱、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毛泽东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和审判”（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 可以武断地说，中国现代历史尽管拥有不逊于苏俄、西方和任何国家的丰富而独特的内容，中国历史科学却是一片苍白、满目衰芜。中国史学界的缺席和失职固然有一万种理由，都无法摆脱因为对中国伟大史学传统可悲的背离而理应受到的谴责。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按其职业所属不必问津历史深浅真伪的刘宾雁，却是中国历史精神最忠诚的继承人。 1986年9月15日，刘宾雁在黑龙江记协新闻会上呼吁：“应该承认一个痛苦的现实，这个痛苦的现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不愿看痛苦的现实，我们宁愿生活在快乐的、美丽的幻想里，而不愿意张开眼睛看一看痛苦的现实，痛苦的现实并不是坏事情啊！”接着他谴责了“我们民族的一个弱点”：“就是一件大灾难，例如文化大革命，例如反右派运动，发生了多少年后，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发生的，我们付出了那么多鲜血、生命、时间、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浪费了十年……，现在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包括社会科学各界的学者、哲学家……，能马上站到这里来，一二三四说清楚。没一个人讨论，谁能讨论清楚？二十‘大庆’（指“文化大革命”发动二十周年），没人讨论，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不要说建国以来，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说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很罕见的。我看是独一无二的。”刘宾雁这段呼吁给了人们一个研究当代史的角度，即通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把当代史统一起来。历史事实本来是无数人的个体经验的集合，然而在中国，单个的人，从来就不是一种真实的充分存在。从原则上说，每个个人的人生经验无论在现象过程中如何具体、真实，作为一种历史存在，都只有在所有同样传统、种族、文化、经历的同类构成的历史共同体中才能获得。1949年以后，由于斯大林—毛泽东主义的绝对统治，中国人的同质化和齐整化已经使任何个人的独特权利与完整性不复存在。不承认中国人在当代的共同命运，试图用西方现代理论（文化人类学、解构主义、符号学、逻辑实证主义等）诠释中国现代命运，乃是典型的“与其昏昏，使人昭昭”之举。中国高尚精神的严重消散、专制主义和腐败堕落的空前扩散，加上理论界自身的颓废，都证明了任何回避中国历史与现实重大事件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政治权力史”是一个社会进程中一种特殊的变形和虚假的现象，若干年来却无耻地僭越为历史核心。人们可以开出一系列的“政治权力史”为对象的书目清单。这些书绝大部分是“清官秘史”、“野史”、“稗史”、“秘闻”一类，有的则堕落为“艳史”、“风月史”、“情史”等下流作品。刘宾雁对此有明确的见解：“寥寥无几的所谓纪实作品，也仅仅写一些上层斗争，什么叶群怎样跟江青勾结了，什么二月逆流里哪些老帅如何如何了，历史是由这些人决定的吗？”把历史降格为“政治权力史”，是中国的一大悲剧、一大荒诞。当历史更趋向人性自由方向或者更为开明自信时，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如《史记》里除帝王将相外，尚容忍“刺客”、“游侠”、“滑稽”、“宦者”、“酷吏”等社会中人进入正史。而宋代国事日急、权争日剧时的《资治通鉴》则坚持帝王中心论，全部历史就是政治权力消长史，其反历史的功用十分明显。在当代中国，皇帝崇拜、偶像崇拜蜕变为领袖崇拜和权力崇拜，一切历史都归结在“共运史”或“党史”名下。于是，历史健壮的身躯被阉割，成为政治权力人物的奴仆和倡优。由于中国当代政治权力史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地方，政治权力及其演变并不是历史真实的正确反映，因此，即或是严肃的政治权力史，要么是无从下笔，要么是流于无聊。 把“反右”、“文革”作为重大政治事件，除了与“政治权力史”具有完全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目标外，在刘宾雁，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以来，一刻没有离开过对中国重大政治事件的思考和研究，但是他从未涉及“上层”，相反，他的所有题材，都是中国最一般、最不起眼、最普通的社会现象和人物。 1983年在上海《文汇月刊》第一期上，他对报告文学的性质作了刘宾雁式的概括：“我不反对写名演员，名歌手，名画家，名选手，名音乐家或舞蹈家，我只是有一点保留：在写名流、时代的成功者和幸运儿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写一写尚未成功，不是名流，置身于生活底层，肩负着中华民族成败兴亡重任而在第一线苦斗着的人们呢？就我个人而言，也许是一种偏爱吧，我宁愿选择其生活、其经历、其思想最能反映时代的重要矛盾的人物，而这种人是大量的，站在矛盾一方的，是真正的当代英雄，虽然也许终其一生，仍然籍籍无名；另一方，则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认真对待的各种人物──研究并揭开其生存条件、活动规律、行动方式和心理状态。” 刘宾雁“偏爱”的“倾向性”是鲜明的，他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表现人民──下层人民在重大矛盾中的命运。在文学领域恢复人民的历史主人的地位，褪下几十年来外加在人民身上的形形色色的伪装，并把人民和历史都“还原”到大大使他们走了样的若干次重大政治事件中去。 历史感，就是对人民命运的关怀；离开亿万人民的命运，任何伟大的发明、运动和“革命”都是徒具空壳的历史僵尸。从人民命运出发──仅仅从人民命运出发，“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才有意义，一切前提和结论──包括毛泽东、林彪、江青这类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只能是在涉及人民命运的意义上才有价值。刘宾雁毫不含糊地把他的历史观“还”给中国现实，“还”给人民：“我认为，甚至把一个县的文化大革命如实地记载下来，都比这些东西意义要大得多。到现在为止，究竟造反派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起来造反，一哄而上，几亿人，就叫一个人一下子号召起来，难道仅仅是个人迷信吗？能够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吗？那不是太简单了么！”于是，在刘宾雁的作品中，使人陌生的，似乎怪里怪气、不合常情的人物出现了。《人妖之间》中，上上下下的“人物”都制造、掩护或避开王守信这个“人物”时，“小人物办着大事”了！手工织布工人刘长春、药材公司工人史怀亮──“两个小人物，却敢于蔑视这张魔力无边的网，向它挑战”。在《罪人的背后》中，女民兵王广香第一次对欺压她的县财贸办主任宁光施加了“恐怖”行动──投放炸药包……
七
划船的渡工， 年轻的小伙子， 请你送我到对岸， 我要回家去。 ——亚历山大·特里方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
当代中国人民的承受了重大的灾难和不幸，这是一种历史存在。刘宾雁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剖析”之所以具有先驱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是否着力描写了灾难和不幸（在这一点上，许多作家对类似题材作了十分精确和自然主义的描写），而在于人民在重大的灾难和不幸中是如何思想和行动的，灾难和不幸──权力异化的各种形式“改造”了人民没有？最关键的是，从人民在历史活动中的位置和远景看，他们是否已经心甘情愿地承认和接受了严酷的现实？刘宾雁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在人民的悲剧命运上看到了历史的巨大生命力，看到了人民最终是历史主体这一中国当代史的本质。在这方面，他和他的朋友，尤其是无数的读者是有坚定信念的，刘宾雁对自己作品的命运和使命始终是清楚的：“写斗争，必然触及生活中阴暗的一面，但只要作家的态度不是有意诋毁或消极旁观，艺术中的‘阴暗面’就会成为唤起人们去消灭它的精神力量。这种作品的社会效果就会是对于邪恶努力的愤怒，对于斗士的敬慕，对于纵容和庇护恶势力者的鄙视和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斗争能力以及对于胜利的信心。”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到1986年发表《未完成的埋葬》，他写了近一百万字描写中国当代史巨大变化和复杂情势的报告文学，收到近七万封读者来信，除了十来封反对意见的信外，全都是热烈而强烈的反应。从灾难和不幸中走过来的当代史的承受者和创造者们的不断沟通，使刘宾雁对自己在反映中国人民当代命运的艰苦探索中直接站在历史之中：“正是这种反应，坚定了我对于一条真理的信心：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人民更加清醒和更加成熟了。他们为生活中一切光明的东西感到欣喜，但不会陶醉；他们为生活中阴暗的一面忧虑和焦急，但又不绝望。只要我们真实地描写我们所从事的斗争──伟大而艰难的、令人振奋的斗争，就会使人们增强信心。” 在严肃且正常的史学家眼里，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应当在五十年以后才能开始。需要留出时间发现、消化档案，并降低当事人的狭隘和偏见，历史自身有一个成熟期，等等。而当代中国是一个靠意识形态支撑的社会，历史学是共产政权安身立命的基石之一。由于许多当事人已经故去，由于恐怖心理仍然社会的基本现象，中国当代历史的所有领域都面临“紧急抢救”的困境，苦难和悲剧需要述说，罪恶和阴谋需要查证。专制主义的本性之一，就是销毁和篡改历史，历史研究在中国因此成为需要勇气的风险事业。此外，由于中国专制主义的特殊处境和内在逻辑，公正的历史研究常常成为防范更大灾变的重要减压器。最后，即使为将来纯粹而客观的历史学着想，跟踪和记录中国当代社会的足迹，也具备基础和工具的意义。 刘宾雁在其报告文学中展示出来的，大都是社会底层、普通民众的个别事例，同时保持着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宏观思索。在刘宾雁身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名言，具有比克罗齐本人所赋予的内容更直接、更丰富、更经典的含义。 1986年11月7日，刘宾雁在上海《改革中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长期生活在幻想之中，我们为几个概念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世界上大概念是创纪录的。几十万、几百万人丧生只是为了维护几个错误、荒谬甚至是反动的概念和口号。一个概念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它一经建立就‘牢不可破’，不容许任何人对它有任何非议，因为它是完美无缺的；第二个，中国共产党是绝对不犯错误的，有的话，也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连一根血管、经络都不能保留。中国三十多年就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泪的大辩论。” 1986年，正当刘宾雁几乎单枪匹马从南到北叩问中国现代历史之门时，苏联也正经历着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来又一次向斯大林主义冲击的特殊岁月。亚·别克的长篇小说《新的使命》，提示了斯大林极权专横管理体制的实质，格鲁吉亚导演阿布拉泽的影片《忏悔》，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暴露了斯大林主义的荒谬，特科诺夫的长篇小说《消逝》，控诉了三十年代对老布尔什维克的血腥镇压，格拉宁和杜金采夫的《野牛》和《穿白外衣的人》，描述了斯大林和李森科对经典遗传学的摧残，亚·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以记忆的名义》，表现了在专制统治下苏联农村生活的悲惨，安·阿赫玛托娃的著名长诗《安魂曲》抗议在列宁格勒进行的镇压，激起空前的反响，阿·普里斯塔夫金发表了《金色的彩云歇过了一宿》，描写1944年车臣人民被迫离开世代所居的故土的悲剧，阿·雷马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为斯大林的政治面貌提供了精确的肖像描写，鲍·皮利尼亚克1926年撰写的著名反十月革命小说《永不熄灭的月亮的故事》被重新发表，《新世界》发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十月》登载了格罗斯曼气势恢宏的战争史诗小说《生活与命运》。（这部小说曾被“查抄”，苏共意识形态最高官员苏斯洛夫对作者说，这部小说要写到两三百年后才能发表，但苏联人民在二十多年后就读到了。） 这一年，苏联数千万中小学生被告知，历史课考试取消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表声明，热烈赞扬这个决定，指出，“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1987年11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十月革命70周年纪念会上向全世界公开宣告，斯大林及其帮凶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以及普通人民的政治指控和借以镇压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斯大林及其亲信为大规模镇压和违法行为对祖国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和不可饶恕的。 “历史从来不打招呼”，但历史从来不会滞留在一种状态中。中国始终在尾随，在追赶。刘宾雁一直走在人民和历史当中，——有时走出去，又回到队伍中来，再走出去……。有了刘宾雁，中国当代社会、当代历史才不至于那样寂寞。
八
我们仍然同心同德…… 并将再度踏上孤独而忧伤的征途。 不倦地呼号真理—— 哪怕希望扬长而去，人们毫不眷顾！ ——奥加辽夫
欧洲启蒙运动的战斗口号是：Sapere ande！（勇敢地成为智者吧！）大胆地运用自己的才智！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对武器和暴力的崇拜曾使人民血流成河。苏俄、中国实行共产极权主义的国家，只能转向新的唯一的生存之道、思维之道和言说之道。通过出自人性天良和善意的持续努力，使社会逐渐认同下述寻常而益于自己的道理：使用理智和言辞来代替仇恨和暴力，给思想和精神以足够的自由与尊重，特别要容忍和善待异端，保护并鼓励批判的权利。 批判应成为“共同生存”最重要、最经常、最易于为全社会所接受的“生活方式”，高压、顺从、蒙蔽、盲动，空诺、愤懑、独揽、疏远……一切我们生活中恶性的社会循环被公正、积极、坦率、真诚的批判精神、批判意志、批判方法取代。权力等于真理、权力凌驾于真理之上的颠倒应当结束。权力首先应当成为批判的对象。从康德以来，从马克思以来，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指示着一条真理，脱离了批判的权力，无一幸免地会成为全社会最可怕的异己力量。任何政府、政党、政治理论、社会生活、人际关系，都无权拒绝广泛的批判。在这个时代，批判不再只是纯粹思辨中的扬弃，不再是少数人对世界的思维形式，更不应再是权力和利益侵占者维护私欲、实行思想镇压的工具，而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予社会生活、体现自身价值的共同前提，批判将成为时代文明与进步的标志。 判断我们是否临近（按历史尺度计算）一个批判社会，除了我们时代的整体状况外，另一个主要依据是一批批判先驱的出现。就批判的深刻、坦率、广泛而言，刘宾雁是当代中国最值得注目的人物之一。 伟大的康德把自主原则和独立性作为批判精神的终极基础，强调从“接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履行个体生命的最高权威：自决。一切文明、道德、理想和外在关系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且只能由它来检验。 独立性在西方基督教神学中最终体现为“上帝在我心中”；在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那里，体现为相信物质世界是一种秩序，在根本上与我们的精神世界可以统一；在哥白尼、伽利略那里体现为否认认识最高真理是一种能够垄断的世俗权利；在雨果、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那里，体现为对人道主义和理性力量的肯定。在刘宾雁那里，最高的独立性乃是对当代中国最重大问题的关注、思考和批判上，这些问题是： 一、从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七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说明，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示、而且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一种国家、一种制度、一种模式”； 二、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几十年来，中国人为了几个概念付出了重大代价乃至生命的牺牲，中国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⒈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完美无缺的吗？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成不变？⒊共产党绝对永远不犯错误？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 三、中国极左问题的实质、核心是否定人，它是一种东方的、中国的、掌权的极左； 四、中国人道德、精神素质的历史性退化； 五、中国文学除了歌功颂德外，出现了“跟中国人民的革命没有任何瓜葛，同大多数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遗忘中国人”的现象； 六、广义、宏观意义上的人民是不会有错误的，假如党性和人民性发生了矛盾，那就是这个党本身出了问题； 七、1957年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反右派运动要写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写一百年； 八、在中国，有多大程度的公开，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民主就是选择的权利； 九、当今中国有两个历史过程正在同时进行，一是自上而下、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经济改革，另一个是从下而上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民变为非农民，从人身依附或者人身半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可以说是土地改革以来第二次成为独立、自由的人。中国的历史，归根结蒂决定于后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自发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民间的、社会的力量，将越来越显示其作用。 十、用一句话来概括上述几方面，就是必须跟踪一个问题，研究、追寻它，它是怎样形成的，它今天在各个不同领域内什么形式继续干扰、破坏中国的进步，使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直到今天每迈出一步还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毫无疑问，刘宾雁批判思想的内容是可以商榷的，其中有重要的遗漏，例如宪法问题、法制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外交、宗教、经济、性等，又如“人民不会出错”、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关系是否可以按“上”、“下”这个概念来划分，等等。 而从批判这一当代中国人最欠缺的精神品质出发，应当高度评价刘宾雁身上体现出来的独立性。许多人都注意到，刘宾雁很少对中国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很少征引理论术语，以至于人们常常困惑于这个事实：刘宾雁批判思维的立场是什么？武器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刘宾雁本人究竟属于哪一种思想体系？ 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回答。然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刘宾雁对若干中国大事进行批判思考，却反常地缺乏理论分析，这决不是由于他不懂得理论，没有思想。相反，刘宾雁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谙熟社会科学。正因为如此，他早已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古今中外任何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加在一起也不行。因为外部世界在自由发展理论的几十年间（人们通常认为，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在西方建立主要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如罗素、爱因斯坦、克罗齐、柏格森、弗洛伊德、怀特海、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卡那普、维特根斯坦、波普、海森堡、杜威、汤因比、蒂里希、拉康、阿尔多诺、弗洛姆、萨特等西方知识分子，他们对自己的时代一直保持着充分的批判态度，对人类的重大问题了解得十分透彻，对西方世界及人类社会的危机和发展保持着高度的道义责任感和深刻的忧虑），中国以非常特别的方式发展出非常特殊的现实，这一历史的不平衡造成了对当代中国进行批判思考的“悖论”：中国当代史的批判反思不能没有理论，但任何理论都只能歪曲对中国当代史的批判反思。 上面括号中的西方智者还可以罗列开去，其中像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人都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来过中国，他们的印象和分析基本不离谱。道理很简单，旧中国是一个虽然积弊丛生但并不封闭、风雨飘摇却从不拒绝自由与人道的社会。而萨特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倾倒于毛式极权狂欢表演，至今令人恶心。另一名法国人、法兰克福派领袖列菲弗尔，尽管对斯大林主义有过批判，但对毛泽东的理解，实在乏善可陈。他竟然认为，毛泽东一系列政治运动（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革命）“表现了艺术和政治之间的一种融合”。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性”和“丰富性”、尤其是它的“暴力节日”，“应该列于世界性的经验之中”。西方在认识新中国上，至今停留在隔靴搔痒、纸上谈兵的水平上，——探讨中国命运，本来不是西方的责任。 事实上，中国确实像一个巨大的试验室，人类历史上各种理论都在这里渗透，其中交织着两种相互排斥又相互纠缠的分裂：传统文化竭力抗拒西方文化的攻势，但是经过1919年“五·四”以来的反复较量，中国人意识到，不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广义而言，包括科学、技术、国家结构、经济制度、政党组织、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社会规则，等等），中国人就可能被开除“球籍”。于是绵延几千年的历史共同体分裂为民族生命和民族文化两部分（这一过程十分漫长，当代中国人正继续处于这种分裂之中）。第二次分裂是在第一次分裂开始而远未结束后，又在另一个领域、以另一种方式开始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定为中国国家生活的基础。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无论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巨大的差别而与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联系。只是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反对西方文化，中国人又被迫接受西方文化内部经受着的新的分裂。 总之，中国是如此一目了然，简单至极，中国又是如此复杂神秘，难以理喻。在中国，每一个命题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反题，中国充满了“悖论”，中国真是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圈”。于是，对中国问题有兴趣的智者宁愿相信直觉。独立思考加上多年观察、思考以及丰富坎坷的人生经验、社会阅历，是刘宾雁的主要武器。
九
我爱我一无际涯的绝望 最后一滴总令我们意酣心醉。 此刻，唯有一事我永志不忘： 不论斟满的是什么，都要——干杯 ——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吉比乌斯
对独立批判来说，除了理论麻烦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主观因素，一个看来似乎和智慧无涉的道德因素，也即康德所称的运用才智的勇气和决断。智慧不入卑劣灵魂，在中国，这是一句真理。 刘宾雁1957年被定为极右分子，两条罪状之一，就是提倡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在禁忌。一般而论，敢于独立思考的人，或多或少能洞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隐密，敢于独立批判的人，必然获得巨大的解释权。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批判，是通向真理的痛苦而有希望的道路，古今中外皆然。古有苏格拉底，今有刘宾雁。 由内在自主原则外推的自由表达权，是批判精神必需的条件和形式。讨论的自由、论辩的自由、批判（反批判）的自由不仅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前提，也是人类内在精神发展的前提。 刘宾雁反复提及的中国当代几次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无一不是以取缔这些自由为开端、为目的的。其结果就是一个“封建法西斯专政”、一个濒于崩溃的经济、一个人性普遍低落、精神衰化的大倒退。 古往今来，批判者总能在精神世界中找到对世俗代价的补偿。追求真理、反抗邪恶，而不会遭到苦难，这永远是幻想。在一个普遍无望，不负责任成为从上而下整个社会的律令时，更是如此。 作为批判者的刘宾雁，他的意义已越过了内在判断范围，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相识，不相识，底层、上流，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1987年1月那道决定表示他们的痛惜、困惑、失望和愤怒。全世界都知道，1987年“反自由化斗争”时，中国在美留学生一千多人联名发出抗议书，要求停止这场斗争。刘宾雁本人收到的电报、信函、贺年片中，有两个小学生寄来他们稚嫩美好的童心，使刘宾雁这位重感情的人感慨万端。《老井》作者郑义去看他，坐下来就哭得不能自已，对中国作家在刘宾雁身处危难而无所表示深感内疚。人民日报内，素不相识，甚至对他无甚好评的人，都在各种场合向他表示理解、同情和关切；一些人愤而要求辞职，一些人发誓不再撰文，只要“反自由化斗争”不停止，……刘宾雁自己比谁都清楚，这就是历史的进步：如果退回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中国许多批判先驱的沉重代价所换来的，他们由于历史的局限进行的不成熟的批判，在刘宾雁的批判成就中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困惑而坚强的批判精神，在刘宾雁身上，发展得更为健全、更为深刻而有力。 然而，社会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在中国，对批判者的不公正和残酷，已经超出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一伙灵魂卑污、智力低下的刽子手对批判者的围剿中的丑恶表演，不仅暴露出他们的专制本质，而且败坏人心，败坏道德，败坏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国家和社会蒙受了永恒的血污和恶名。萧条的远不只是官方意识形态，堕落的远不只是几个官员，丧失人性的远不只是行刑者。我们的先人和我们的后代都会指着我们这一代人说：这就是我们的儿孙和父辈吗？雨果说，历史没有垃圾堆。但是，在中国，历史有垃圾堆，可惜我们至今生活在其中而无力自拔！ 1987年1月开始的对刘宾雁的又一次粗暴和侮辱性的批判，整个社会由此付出的代价可以由两方面来估计。对于执政人物，它可能表现为忘记历史教训、维持历史自大狂；对于人民，由于目睹他们寄于希望的、多年来全身心地与人民最强大的对立面──“极左”势力进行激烈较量的刘宾雁终于倒下，他们会对与其命运攸关的改革产生动摇和疑问，中国会不会又堕入极少数人的意志和需要当中？ 毕竟，刘宾雁更接近人民。历史已经证明：对这个社会的成就，有刘宾雁辛劳的一分；对这个社会的不义，刘宾雁是心灵坦然，两手干净的。历史还证明，他的忧虑、请求、沉思、愤怒和批判，并不是杞人忧天。1956年他就告诫自己的同志，要警惕官僚主义、家长作风，不是在更高的水平上应验了吗？1979年他又告诫国人：大大小小的王守信还在各个角落存在，还不是庆贺胜利的时候，不也是应验了吗？1985年，他告诫同胞：注意中国社会内部的分化和分裂，历史将以什么形式应验？ 作一个比较，可以知道，中国人仍然处于多么神经脆弱、多么危机深沉的阶段。苏联二十大后，即使在死气沉沉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也基本上停止了对某个人进行大规模批判（当然又有了送疯人院等新玩意）；戈尔巴乔夫上台，则请教了萨哈罗夫，而后者是一个公开否定共产主义的科学家。这就不得不使人们怀疑，毛泽东不容异己的性格为什么如此具有传染性，由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来领导现代化，由他们选定的接班人来领导现代化，不是太令人费解了吗？ 这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政治运动终于流产，人们感到庆幸。但是殷鉴不远，中国人没有半点理由高枕无忧。流产的原因，虽然不能全部为人知晓，但是，正如刘宾雁所说：中国毕竟不同了！而这里面包含着批判者们惨重的代价。我们终于懂得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对他人的苦难和厄运，对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人的命运和处境漠然置之，是最大的愚蠢。几十年历史反复昭示的真理表明，奉行这种明哲保身主义的人，没有一个真正能逃脱可悲的结局，更不要说良心上的损失。我们早该懂得，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为什么成为专制制度最嗜好的屡试不爽的伎俩，就在于我们的狭隘和自私心理。政治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全身远祸、各自逃命正是它把斗争进行到底的最理想的状态。于是，普遍灾难就来临了。侥幸心只会招致耻辱和灾祸，中国人应当记住这个教训。
对于仍然生活在共产极权社会里的中国，西方自由—民主之所以具有全球性普适价值，其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在于对异端审判这一欧洲中世纪野蛮制度的唾弃，转而强调个人在天地之间不可以任何名义加以剥夺和奴役的现代原则。无疑，对于同属一个星球、一个时代的中国，这既是一种目标，又是一个实现广泛自由的紧迫前提。 自司马迁、嵇康、李贽以来，中国敢言直谏的异端之途，充满屈辱、杀伐、自戕，其悲绝舛惨，更甚于欧洲中世纪，也甚于俄国。——至少，伽俐略可以公开挑战罗马教庭的精神偶像托勒密和理论权威亚里士多德；布鲁诺可以在宗教裁判所里当着教皇使节和主审官“庄严宣告，我同毕达哥拉斯一起认为，地球是个天体，它好像月亮，好像其他行星，好像其他恒星，它们的数目是无限的！”；至少，托尔斯泰可以公开指斥俄国的沙皇“不是白痴就是疯子”，而当这名沙皇专制不倦的谴责者遁世时，沙皇的代表就站在他的灵柩前鞠躬。 今天，这一页终于快要翻过去了，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了不起的转机：专制势力无论如何花样翻新，都已很难像在1957年、1966年、1983年、1987年年初那样为所欲为了。刘宾雁指出：中国两类人的较量将是激烈的，但形势毕竟朝着有利于人民一边的方向发展。1987年6月2日，刘宾雁给友人写信说：“运动开始时，有人估计要搞十年，我则认为三年足矣。一年之内便会有变化。” 刘宾雁的一位年轻朋友写信给他，直言相告：“若我们还感觉委屈，冤枉，这就未免可笑了。钟会使文帝诛嵇康，潜曰：‘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结果嵇康就戮。但他毫无悔意，更不觉冤枉，只是将刑前命人取琴一张，抚广陵散一曲，叹曰：‘广陵散不复传矣’。他明知无辜受害，却只叹美的价值无存，将自身荣辱置之度外。这是大胸怀。老刘，你要挺得住!国家民族劫数未尽，我们这些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只好含泪看它受难。一个病毒性感冒患者非发高烧七天才能好转。在此期间中药西药全没用。××兄送你《尼采》一部，颇可于黑暗中慰你心灵。查拉图斯特拉的精神正在你身上显现。我爱你至深，此刻更觉心痛。但硬汉子死了算，活着就只为掮着大痛苦，大悲哀，这是你老刘的命运，天命。你受难了，但别忘了，全民族也和你一起受难。基督死前只大喊了一声：‘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苦难的民族从来不知道自己在作什么。你代表全民族的精英受难。你替全民族受难。” 刘宾雁因此有了他特有的感慨：“八年前也是这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结束了为期将近二十二年的政治僵尸生活，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内。两次开除，一个原因：我公开批评了共产党内部的弊端。这一生中，我因受难而得到过别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过人们的祝贺。我蒙受过最大的屈辱，也享受过极高的荣誉。今天，我却同时经受着这两种东西，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这是幸福吗?是的。我应感到幸运，因为只有极少的人有缘得到这种享受。当天在报社大院里遇到一位工人，他说：‘祝贺您，他们使您成了完人。’” 具有讽刺意味，但也合符历史惯例的是，在中国，为数不多的批判者将主要集中在执政党内。有如俄国十九世纪十二革命党人的贵族血统发生了变异一样。 以上关于刘宾雁独立批判精神的部分文字出自笔者1989年为他访美送行的文章《刘宾雁与当代中国》。十八年过去，只想在刘宾雁的名字前面和后面，加上几位值得中国人记住的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中国人的名字：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彭德怀、顾准、林昭、张志新、王若水、胡耀邦、李慎之、赵紫阳……。 俄国十九世纪的精神流程是，贵族的反叛气概被平民知识分子继承；在二十世纪，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也从氢弹之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演变成整个俄罗斯实现自由的浩大进军。中国仍然晚了一个时代，但是在刘宾雁离开世界前后，李慎之、何家栋、刘晓波、余世存、廖亦武、余杰、焦国标、卢跃刚、王怡、綦彦臣、张林、胡杰、摩洛以及层出不穷的中国人，已在“大胆地运用自己的才智”了。 刘宾雁的见解和批判方式，未必为他们全部认同，但作为付出一生代价的批判者，刘宾雁是他们良师益友般的先驱。
下 篇
1986就年年底，安德烈·萨哈罗夫接受戈尔巴乔夫邀请，返回莫斯科。到1989年，苏联权威的《论据与事实》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萨哈罗夫是比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所有政治人物更孚众望的人物。这年年底，萨哈罗夫猝然去世，戈尔巴乔夫率全体政治局委员向被安德罗波夫称为“苏联最大的人民公敌”的棺柩脱帽致敬。戈尔巴乔夫称死者是“俄国历史上关键时刻总会出现的圣者，他留给俄罗斯的遗产不是我们一时能够理解的”。 在此之间，刘宾雁先被第二次开除中共党籍，后被当局取缔公民权，这名“中国的良心”从此被禁止回国。 与1956—57年、1979年一样，中国与苏俄各自按照自己的历史逻辑和时代节奏，在1989年前后再次分道扬镳。 十月革命作为俄国道路的恶性转折，把俄罗斯带进74年的血腥泥淖。历史以罕见的清晰和完整的图景留下了它的兴亡历程。根据拿破仑、希特勒在俄罗斯的失败可知，面对苏俄强大的常规和核军事力量，西方主要国家联手发动一场侵苏战争（当然不可能），苏俄国内所有反苏反共力量同时起事反抗，也不可能摧毁这个比历史上任何帝国都强大的赤色帝国。导致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根本原因出自一种异乎寻常而又极为普通的力量。与十月革命爆发一样，源自苏俄历史、社会和人民。由于斯大林主义的特征沿袭了沙皇帝国的老路，始终拒绝源于道德和救赎精神的自由、民主、真理，而无力将暴政与人民的虚假一致维持到底。 无论斯大林主义在俄国具有何等深厚的土壤，犯下何等不可宽恕的滔天大罪，苏俄有何等强大的军事力量、警察统治和意识形态垄断，但是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一旦良知和正义在苏共上层占据优势，一旦人民知道历史真相，俄国人民就会产生何等令人震惊和钦佩的道德勇气，弃若敝履般地弃绝这个曾令世界眩目胆寒、令苏联人民“无比自豪”的暴政。没有一个支部、甚至一个人愿意为处于生死关头的苏俄红色帝国流一滴血的事实，证明了那个伟大的铁则：上帝委托拉吉舍夫、莫尔德维诺夫、陀思妥耶夫、托尔斯泰、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和索尔仁尼琴等俄罗斯圣徒、天才们植下的信仰、希望和爱，从来没有被斯大林们“改造”过来，苏俄人民和大地从来没有被镰刀、斧头彻底征服。一个依然淳朴、善良、高尚的人民与一个充满血腥、邪恶和谎言的残暴帝国之间，可能共存于历史（七十四年），而绝无可能持续到永远。 1989年，这道铁则在中国失灵了。 胡耀邦的良知高度和人道情怀并不低于赫鲁晓夫，赵紫阳的政治见解和国家危机意识也不逊色于戈尔巴乔夫，更勿需说中国还有一场文化大革命，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新当局都亲身领教过毛泽东的残暴和虚伪。但是，中国没有按照道德、良知、理智和真理的指引，而是按照另一种逻辑，走上另一条中国和世界历史未曾出现过的道路。 中国没有东正教（中国并不拒斥任何宗教），没有天堂的企盼和地狱的惩罚，但中国绝不会变成上帝的弃地。数量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能孕育刘宾雁，就表明它与俄国一样，同在上帝注目中。 著名作家郑义说动刘宾雁在1989年4月回国。如果这一动议成为现实，天安门广场群龙无首的民主运动出现刘宾雁魁梧的身影，以他在亿万中国人（包括共产党内外）、尤其青年和大学生中的巨大声望，历史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前景。这种可能，并非天方夜谭。当社会置身巨大变革状态时，历史偶然性和突发事件常常会显示重要的力量；当一个民族茫然失措、举步维艰而又必须作出抉择时，杰出人物的出现或缺席，会使历史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君士坦丁把自己的身份由“护教者”，改为教会“改宗者”，无论对于基督教还是罗马帝国都是意外而重大的事件。如果罗伯斯庇尔没有说出“共和国对于它的敌人什么也不欠，只欠贷以一死”，千百万法国人未必会染上恐怖狂想，而拿破仑未必那样轻易地把政权篡夺过来。 如果希特勒被施道芬堡的炸弹送到地狱，欧洲战场的硝烟很可能提前两年散去。 与这一动议最切近的事例是，如果列宁没有在四月份从瑞士赶回彼得堡，如果他没用用只有他才具有的革命直觉和雄辩（“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成功就依靠这两三天的战斗！”“要么现在就动手，要么永远不动手！”“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内战！”“和平，土地，面包！”），如果列宁没有一个一个地说服他的同事们，如果德国没有履行与列宁的口头契约，那么当时支配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穆拉诺夫和斯大林很可能与临时政府和克伦茨基合作，起义就会被消灭在血泊中，德国的军队就会占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列宁本人和他的同志们就会遭到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德国遭受的命运。 可惜，这一切都没有出现。 刘宾雁去世前承认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过于天真和乐观了”。其实，正是在美国，在从天安门广场易地到自由新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中间，刘宾雁关于人民发生变异的天才洞见，再次得到证实。 刘宾雁在自由之邦，有了新的发现，——他从1957年到1979年到1988年春天离开祖国前对中国的发现的延伸。他发现，中国人已在自己身上和内心染上毛泽东的毒素，对权力、欲望、野心和斗争的兴趣和热情，远远大过对自由、民主、人道的坚守和追求。在极度失望之余，刘宾雁像耶酥一样，对那些赢得了自由却依旧权欲熏心的人们喊问：你们讲一点良心吧？！ 1949年以来，两三代人在毛式极权统治下，道德破败残缺，精神和人格结构充斥着奴性（奴隶和奴隶主）和物化，灵魂世界苍白空洞，无所信奉。任何外在自由、民主、平等都不可能轻易在这种精神结构和心灵秩序中完成脱胎换骨的置换。人性的启蒙和道德的排毒，仍然是中国的最大难题。刘宾雁关于中国社会人妖颠倒、人性蜕化的发现，至今是中国历史、制度、社会等领域中的“经典力学”。 “中南海越来越不重要”，问题仍然在人、人民身上。刘宾雁太天真，但决不简单，不浮浅，还没有第二个中国人像他一样，如此天才而深刻、痛苦而本质地发现了中国，洞察并预言了中国的命运。 失去祖国的刘宾雁在花甲之年后，走上自己悲凉而苍茫、孤独而辉煌的人生末路。在孤绝、疾病、死亡和流亡者固有的所有艰辛困苦中，刘宾雁一如继往地心系祖国，挂念人民，直到最后时刻，还坚信“我们真正是在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 在中国历史上，在近代以来为中国寻求出路的人们当中，刘宾雁的道德、人格、精神、思想和灵魂，堪称一流。他“从我们中间飞逝而去”不到一年，他留下的遗产，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在中国即将来临的重大变革中，逐渐为后世所感领、所继承。
一
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为了爱，我们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渴求，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5年12月5日凌晨零时25分，刘宾雁在太平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新泽西州罗伯特伍德詹森医院溘然长逝。是时天降大雪。 五十年前，一个春天的凌晨零时25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邻近一个小镇的特伦顿教堂火化。 爱因斯坦的挚友，用两百年前歌德悼念席勒的诗句为他送行，同样的诗句，在中国内地刘宾雁的灵堂前响起：
我们全都获益不浅， 全世界都感激他的教导； 那仅属于他个人的一切， 早已传遍芸芸众生。 像转瞬即逝的彗星，华光四射， 他把自己与无限永恒的光芒，永相连结。
爱因斯坦不仅因为“深刻地进入了人类思想基本概念的结构中”[①]，因为“坚不可摧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性”[②]，还因为“他在为人处事和道德领域中最伟大的品质，他的仁慈和英勇，他的灵魂的高贵”[③]而获得不朽。 按其所属民族、时代、信仰、职业、性格，刘宾雁属于与爱因斯坦完全不同的类型，而他一生对中国真相和尘世真理的探究及其达到的深度，以及由此偿付的人生代价所显示的英勇庄严，同样撼人心脾，感人至深，同属人类抵御虚无与荒诞，坚守希望和救赎的不朽典型。 爱因斯坦相信，“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④]他耗费了数倍于建立相对论的心血，试图完成宇宙统一引力场理论体系，重构全部物理学，从而一劳永逸地打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这位科学天才在临终前承认，自己四十年间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目标，仍然只是一个杳渺的梦想。 刘宾雁以八十高龄客死异乡。他念兹在兹、魂牵梦绕的中国，自由始终没有降临，民主始终遥远，始终没有出现让他感到释然、欣慰，可以含笑瞑目，撒手归去的征兆。中共当局对他的回国要求不予答复，他“把脚放在祖国土地上”的夙愿被冷酷地拒绝了。 没有谁能穷尽世界的浩瀚和宇宙的奥秘，没有谁能彻底洞悉并根本改变我们时代特有的复杂情势和特殊劫难。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单独预告并影响他亿万同胞史所空前的吉凶祸福。即便如此，严肃地思索并生死与之的人们，即使不能、也勿需完全领悟到绝对真理和终极启示，他们也信守了个体生命与永恒神明之间无论先验还是尘世的神圣契约，从而在人类显现其苦难而光荣的伟大历程中，上升到不朽之列。 “从冰雪覆盖的北欧瑞典到花团锦簇的东南亚曼谷，从寒风凛冽的中国西部到初雪漫天的美国东岸，到处都有人在难过，在祈祷，在啜泣。”[⑤]在当下这样一个礼崩乐坏、浮嚣茫然的世界，轴心时代以来人类文明及其存在本身遭逢空前挑战和威胁的时代，刘宾雁在自己祖国被蓄意遗忘，在异国他乡寂寞遁世之际，却获得了一次世界性的复活，为自己和中国赢取了一次久违的特别赞誉：
这个躺在花丛中的人，这么棒，这么完美，这么壮丽。在今天这个堕落的时代，刘宾雁的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旧时代、好时代、高尚时代的结束。他的去世，就人民所广泛激起的崇高情感和精神，实际是一次国丧。 ——郑义（中国著名作家）
潘恩抗议专制与贫穷，正如宾雁反对专制与不公。像潘恩一样，宾雁对整个世界充满热情。托玛斯·潘恩这句话，是对刘宾雁恰如其分的写照：“世界是我的祖国，所有人类都是我的兄弟。”全世界都应该因为刘宾雁带给我们的一切而感激他。 ——邵德廉（Dan Southerland，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副总裁）
苍天在上，大地在下，这中间有个人，这个人就是刘宾雁。现在他不在了。他的去世使我感到虚空。没有人像刘宾雁那样了解中国。是他使我懂得了中国。 ——林培瑞（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一个享誉国际的作家和记者的声音，一个不论在其祖国还是在流亡中的人性、勇气和爱心从不妥协于迫害、威胁或利诱的声音，终于安息了。然而，他的警示——人的尊严和诚实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维护，民主原则和实践是要人人为之奋斗和捍卫的人类共同财富——将继续在世界上回荡，响亮而清晰。 ——伊尔利·格鲁沙（国际笔会主席） 乔安尼·利多姆·阿克曼（国际笔会秘书长） 卡琳·克拉克（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
“我们久久思索：这个刚刚逝去的人究竟是谁？他不是伟大的政治家如华盛顿，不是常胜的军事家如拿破仑，不是杰出的思想家如海耶克，他也不像爱因斯坦窥视了宇宙的秘密，……那么，他怎能在如此广阔的地域激起如此深刻的情感？……这个刘宾雁究竟是谁呢？”[⑥]
二
你！我即使失去自己的这只手，—— 哪怕是两只手！我也一定要用嘴唇 在断头台上签署：使我心碎肠断的土地—— 是我的骄傲，是我的祖国！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
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百科全书派的忠实盟友，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他那超群绝伦的横溢才华，他那异常清晰、令人振奋的风格，捍卫了新的原则，表达了欧洲变革时代深受欢迎的思想。雨果、歌德、莫洛亚、狄德罗这些后起的文学和思想巨子，都以最华美的辞藻盛赞这位为人类建立自由与理性的王国作出了无与伦比贡献的文明英雄，“深刻、天才、有直觉、伟大、热情、有魅力，富于创造性、令人着迷……”但他们一致认为，伏尔泰之伟大既在于其宏富的思想著作，也在于他的勇气和精神力量，他在近三十年颠沛流离生涯中，达到了思想和人格浑然一体的光辉极限。而最为后世景仰的，是伏尔泰为《百科全书》辩护，为受害者伸冤（其中包括凯拉斯、西尔文、拉巴尔、蒙拜依、拉里等案件），因此享有“欧洲的良心”这一不朽的封号。 在此之前，弥尔顿先后两度“为英国人民辩护”，为英国自由与共和事业的代表克伦威尔辩护，由此奠定宪章运动的精神基石，并对一个世纪后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发生了深远影响。此前此后，卡斯特里奥不惜冒犯宗教裁制所为塞维特斯辩护，左拉则挺身与法国总参谋部对抗，为德雷弗斯鸣冤。 茨威格认为伏尔泰和左拉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欧洲永远的骄傲，但伏尔泰为凯拉斯辩护的时代比较讲人道。而且，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国王和亲王们的庇护。同样，左拉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钦佩做靠山。伏尔泰和左拉无疑是拿他们的名誉和安逸冒风险，但他们没有一个是冒生命危险的。可那就是卡斯特里奥敢做的。 无论弥尔顿、伏尔泰、左拉还是卡斯特里奥，都是历史上人道主义和进步事业的不朽典范，但他们为之奋斗辩护的对象都是个别人物、个别事件（当然包含了高贵的正义性）。刘宾雁一方面同这些西方先驱一样，用笔为一个时代的正义而战斗，同时也用更艰难、充满更大风险的“东方风格”，为无计其数的老百姓鸣冤叫屈。刘宾雁的家，客厅，书房，办公室，曾经堆满数以万计的申抗诉材料，刘宾雁曾在他的斗室接待了许多素昧平生的“上访者”，动用一切关系和办法（写信，转寄材料，打电话，外出采访式开会时当面转告）为他们抗辩。在这些不幸的弱者和刘宾雁本人面前，则是比整个欧洲中世纪、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法图路易十四时代远为黑暗、野蛮的专制统治，他两手空空，前有二十二年的贱民经历，后有永远不能解除的异端身份，除了主持公道、仗义执言这类中国传统精神资源外，一无所有。 刘宾雁1979年访问美国时，有人问他：你这样跟当局过不去，当你有一天又回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时你对于这几年的选择不后悔吗？刘宾雁回答：“我不会后悔，绝不会后悔。我说过，万一中国左派得势（这仅仅是种假设），把我拉上断头台，我也心满意足。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而我做的事情发生了它应该发生的效果。我感到很幸运，我活下来了。我有过几次死的机会，我也曾想到自杀。但想到那些死去的人，我应承担他们的担子，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中国反对自由、拒绝民主的“中共反动派”，为时已晚地意识到，刘宾雁是他们权力王国中最难改造、不可归化的异端和叛逆。他并不是唐吉诃德在中国的再现，他身边没有任何桑丘式的随从，但不仅真相、正义和未来站在他这边，而且人民辨认出了，刘宾雁是他们真正的辩护士和代言人。“背后推动我前进的人们已宣示他们是更加强大的力量，因而我便有恃无恐了”。 刘宾雁因此成为“中国的良心”。
三
多么寂静！周围是多么空旷！ 多么微薄，暗淡的霞光！ 像大家一样，你也会消逝，我的朋友，可怜的朋友。 为什么心中大海又波涛翻滚？ ——安德列·别雷
西方由荷马、奥维德、但丁领头，东方由屈原、苏东坡、顾炎武先行，“流亡”早已成为世界文学的伟大母题，成为世界通过苦难和孤独走向各民族和各文明之间彼此认识、彼此接近的特殊桥梁，成为人类不分彼此、感同身受地履行自己沉痛而庄严的使命的“古拉格群岛”。 法国大革命作为欧洲十八世纪历史风景的中心，开创了近代西方流亡文学的主流，并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海涅、拜伦、雨果等欧洲主要大国的文学天才，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上了流亡之途，流亡文学成为新世纪伟大史诗的序幕。 俄国十月革命出现的暴政和帝国，促成了俄国、也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流亡，继屠格涅夫、赫尔岑、奥加辽夫和涅夫拉索夫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侨民文学之后，俄国的大师和天才，几乎全部流亡到了西方。 刘宾雁在二十世纪末跻身世界性流亡文学的行列，在他身后是中国共产革命腥红而浓黑的历史，是改变了中国、苏联、欧洲和世界历史版图的“六·四运动”。 由于胡耀邦被废绌，在赵紫阳安排下，刘宾雁在“禁阻”多年后获准接受哈佛大学邀请出国。又由于“六·四运动”突然爆发，“中共反动派”取缔了他回国的权利，从此，正式成为跨世纪的流亡者，直到去世。 刘宾雁的八十人生，是现代中国命运神喻式的投射，像一个缩影，一次结晶，一线穿透乌云的闪电，使沉默的中国有了一次代言，在反复出现的历史退潮中，成为礁石和航标灯。把刘宾雁与西方和苏俄的精神巨人作简单比较，决不是对后者的辱没，——一道神圣使命垂降在他们共同的天空：使人类不朽，使自由永存。 伏尔泰先后开罪了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两朝专制君王，在伦敦、柏林、瑞士和世外桃源般的小城西雷流亡了近三十年。完成了《形而上学》、《恺撒之死》、《哲学辞典》等巨量著述，并在83岁高龄时“神灵般”地荣归巴黎。 十八年的流亡岁月，带给雨果持续不已的创作灵感，仅仅一部“非人工所为”的《悲惨世界》、一部气魄宏大的史诗般的评论专著《莎士比亚论》、一部气势磅礴的长篇小说《海上劳工》，已经足以使这位文豪的光辉因为流亡而更加眩目，足以使他以八十高龄回到巴黎时，受到凯旋式的欢呼，足以使他留下让后世所有自由灵魂闻而永铭的名句：当我归来时，自由也将降临，足以让他享受二百万法国人组成的“东方式的豪华葬礼”，足以让他在先贤祠永远面对法语世界最堂皇的赞辞：伟大的人物——祖国的谢忱。 同样的十八年，在美国佛蒙特卡文迪什小镇俄罗斯式的乡间小屋（祖国的缩影，故乡的象征），索尔仁尼琴完成了“再现整个二十世纪俄国和苏联历史”的史诗巨著《红轮》，成为“俄罗斯唯一活着的文豪”。作者的妻子作为“第一读者”通读全书后，激动不已，“这是俄罗斯的《圣经》，能够和古往今来所有伟大心灵对话的不朽作品”。索尔仁尼琴认为，《红轮》超过了《古拉格群岛》，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上帝给了我进行工作的全部条件，我在佛蒙特州生活了十八年，我不知道有哪个俄罗斯作家像我这样生活过。所有有关俄罗斯的档案资料都向我开放（那里这些资料非常丰富），我有责任创造俄罗斯革命的真实画面，因为我知道，以后不会再创造出来了……” 1992年，叶利钦总统访美，“代表俄国、人民和良心”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国。1994年夏，索尔仁尼琴乘专门车厢穿越西伯利亚，经过一万公里充满鲜花、眼泪、亲吻的行程回到莫斯科，成为俄罗斯二十世纪末“归返祖国的伟大流亡者”。
四
祖国是每一个人神圣的秘密，就像他的降生一样。他借助这种神秘莫测、不可捉摸的联系，通过母亲的怀抱而与自己的祖先结合在一起，并被纳入整个人类之树，他通过祖国而与大地母亲和上帝创造的万物联系起来。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刘宾雁与这一切都似乎很遥远。 同样的十八年，祖国始终没有出现他日夜企望的“有利于人民的演变”，浩瀚的太平洋把他与祖国从地理空间和内心距离上永远地隔开了。由于他“未采取和中共正面对抗的立场，又认为中国仍有希望”，同样流亡到美国的一位“著名激进派评论家”公开指责刘宾雁“随时准备接受招安，正待价而沽”，决定在纽约召开“刘宾雁现象讨论会”，声称与他划清界线。“六·四”流亡者之间的“内斗”使刘宾雁“深感不安”，致使他违背初衷，“先后卷入三个团体的是非问题……不时感到在没有自由时未曾体味过的孤独和悲哀。在这块自由土地上，流亡者中正当的论争无法展开，是非颠倒，真伪混淆，正不压邪，形形色色的小人和野心家如鱼得水、正直者只能沉默和退场，竟一如在专制之下！” 在刘宾雁去世后，他当年的一名追随者立即公开声称“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不仅指责他反西方、反自由，而且揭发他在国内的作品充满主观情绪和个人好恶，其实是仗恃共产党特权的产物。这名作者显然对刘宾雁积怨已深，他那些烂污手法，让了解刘宾雁的正直良善之士难以卒读。刘宾雁曾是这名犹大的恩师，遭人出卖、背叛，已数次在刘宾雁生活中出现。天上有知，他大概会以其特有的宽厚，轻轻一笑。
所有的独裁者和专制政权都需要歌功颂德，奴隶时代的精神遗产就是阿谀奉承。除了对上帝和自然的感恩赞叹外，自由民主社会都容忍和鼓励独立判断。作为“最不坏的制度”，现代西方国家的重要精神性格，就是保护异端，把人的任何秉性，包括偏执、极端、绝对，批判和抗议的自由，以及最神圣、最隐秘、最高尚、最怪诞、最荒唐的倾向和爱好，上升和降低为常识。一切都可以质疑、否弃、表达。在热核武器和恐怖主义可能毁灭人类、航天器已飞向宇宙深处的今天，就连残存的专制主义者都不愿公然挑战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普世价值了。 从世界秩序的某种静态平衡看，极权国家追求自由的奋斗，绝不仅仅是享有西方社会人人不言自明且早已成为基本制度和日常生活方式的现代文明，而是以自己的苦难和教训充实、丰富它们。而从现代世界史看，发生在苏俄、东欧和中国的悲剧，西方作为相关的一方，负有特殊的责任。，更直白地说，西方维持了半个世纪的普遍自由、富裕与社会进步，与共产国家中坚持人道、宽容、批判，反抗专制、独裁，反对穷兵黩武和激进民族主义一类对西方构成巨大威胁的英勇奋斗，不可分割。 因为地球上只有西方实现了自由，共产国家里向往自由的人们，只能把西方的价值和成就作为借鉴和榜样，但他们决不是简单地要使自己变成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为了实现自己同样神圣伟大的本性。只有浅薄和别有所图的人，才在自由的国度里吹嘘自由。 索尔仁尼琴在美国流寓了十八年，享受着这个国家的自由和安宁，却从不颂扬这个自由人类的福国。他承认“美国帮助欧洲和亚洲”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以“世界上最大方、最慷慨的国家”而闻名，同时认为西方的“种种时髦理论”不能够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危机，也决定不了俄国的前途。他在哈佛大学抨击美国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谴责西方的物质成就妨碍了精神的自由发展，称美国不能作为改造俄国的理想。他特别强调，“我们经受了精神上的历炼，这种历炼比西方的经验要宝贵得多。艰难和令人窒息的压抑生活培养了更坚强、更深刻、更有趣味的性格，这是安逸的西方难以企及的。” 刘宾雁在美国度过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企图从西方近百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成就的高度上重新认识中国”，在中国空间和精神上的彼岸，他“得到了天空、既远离污浊又享有自由，从而以另一种方式深化了对中国的理解”。他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很少恭维西方。也许在他心里，如同保持着节约的美德一样（那是他那一代从贫穷和艰难中过来的中国人的基本品格之一），他也不滥用自由。事实上，刘宾雁天然地保持着西方从苏格拉底以来的批判立场，对美国社会的危机，外交政策和世界战略不断发表批评和告诫。 不能说刘宾雁由此从“中国的良心”变成了“世界的良心”，至少可以说，他始终坚守着“个人的良心”。 刘宾雁虽然把自己早早放到中国沉重的历史天秤上，但他始终不是“政治中人”，他甚至没有明晰完整的意识形态。天真、单纯、富于同情心和人道精神，足以支撑他面对混沌、龌龊、污秽不堪而扑朔迷离的中国政治旋涡。在任何意义上，惋惜或指责刘宾雁至死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至死还在“寻找共产党”，至死不愿否定革命云云，都是被功利和劣等政治俘获而与刘宾雁相距何以道里计的好事者们，在这位精神巨人身后，搅起的浮泛泡沫。 八十年流亡生涯里，刘宾雁“先后在四家大学讲学，三个研究团体工作。演讲一百余场。1989—90年出过三本书。自是以后便把主要精力用于编辑刊物，《中国焦点》（英文月刊，出刊七年），《大路》（中文月刊，面向国内，出刊两年）。为‘由亚洲广播电台’经常作评论”。刘宾雁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不是没有个人雄心，他也有自负和高傲的时候。但是中国社会这个巨大无比的“存在”和“命运”，更能满足他天性中那种宏伟壮丽的史诗倾向。他那些藐视平白通俗的文字和话语背后，跳动着豪杰、哲学家、斗士和诗人的“英雄颂”和“欢乐颂”。 刘宾雁不是一个卖弄哲理和名言的人，但他那些发自内心、泥土般朴拙的表白，胜过无数豪言壮语：“在生活中有一点小小发现，说出两句前人没有说过的话，也未尝没有一点乐趣。但更重要的也许是：你抵制不了一个人的遭遇、一个事件或一种现象本身的诱惑，你想搁笔去写小说，也不能自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丰富了，人民实在太可爱了，叫你欲罢不能。” 两千多年前，一个生命降在污秽的圈栏里，他一生被权势者耻笑、迫害，最终被钉上十字架。就在那个时刻，尘世的罪孽和苦难被担当了，一道大爱之光掠过天空。四百六十年前，马丁·路德不再在风吹残叶中战栗，不再求告圣亚拿，相反，他能站在暴风雨中面对雷鸣电闪，坦然地说：这是我的立场，我不得不如此。 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刘宾雁“始终密切追踪国内和世界的演变，重点放在社会和人。回顾既往，深觉把中国、社会和人都看得过于简单和浮浅了。”一名以中国、以人民为念的作家，在自己的土地上早已抵御了创作不朽作品的诱惑，他就很难在自由而陌生的他乡异国重新开始文学性的创作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说了应该说的话，做了应该做的事”。——而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履行的责任，没有达到的人生境界。 局限、遗憾都被他带走了。像所有人一样，刘宾雁给这个世界，他的祖国、人民、家人和每一个记得住他的人，留下了只有他才能创造并且乐于与人们分享的遗产。 几乎成为一条铁则，古今中外所有圣贤和先知，道德和精神王国中的杰出人物，都是伟大的叛逆者，历届宗教裁判所和劳改集中营里置身黑暗面向光明的异端。一切人间的现时恶运和精神酷刑都会首先降落在他们头上，都是他们献身人类苦难与希望的明证。悲剧之所以诞生并且永远催人泪下，就是因为他们在茫茫大荒和漫漫长夜中，自愿为没有墓碑的死者举行祭礼，不让暴君和恶人“太舒服了”；因为他们虽然忧端无限，壮怀激烈，却随时准备俯就和抚慰每一个孤苦无告的灵魂，为每一个婴儿的啼哭欣喜莫名。 刘宾雁是中国又一名忠诚而傲岸、坚贞而英勇的精神先驱，在这“白昼与黑夜”殊死较量的最后关头，在这历史即将破晓之际，把“良心”像圣餐一样慷慨祭献的殉道者；他是我们这个洪水时代中的晃荡方舟上，一名不曾挪动脚步的水手；中国十字架上一只永远守望的历史候鸟，永远高翔于中国苦难与救赎天空的大雁。
刘宾雁“不是孔子的信徒”，对中国文化传统没有系统、精深的思考。中国圣贤气象和君子风骨，从来反对偶像崇拜和教条至上。孔子“述《六经》，犹殷勤”于西周圣贤箕子，后柳宗元赞叹道：“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遗风，明显钟注在刘宾雁一生中：“成仁取义”、“士志于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然而，刘宾雁确实不是道德本体式的中国圣人，不是恪守道统的东方士大夫，他在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上，更接近俄罗斯十九世纪以来的精神贵族、殉道者以及欧洲历史上的人道主义者、异端和理想主义者。 由于斯大林俄国和毛泽东中国对于二十世纪人类命运的特殊影响，由于先后洞悉和体验了这两个暴力帝国的起源和影响，刘宾雁的精神和生命本身，具有特殊的世界性，并进入了人类共同书写的启示：生命是为更高的目的而出现的，人类不会因为仇恨和受苦、而是为了救赎和爱而存在。在中国这样一个比俄国历史包袱更沉重、仇恨和暴力更可能演变为真正《启示录》式的浩劫的国家，刘宾雁的奋斗对于世界的意义，也许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完全被世界认识到。 梅烈日科夫斯基写完《但丁传》时感叹说，基督教的希望只在“道成肉身”。他称《神曲》作者一生“非为静观，而以行动”，对世界具有“全新”的意义。在此之前，基督教一直通过静观内省把真理启示于大地，惟有但丁“第一次在世界历史的行动中把它显示出来了。”但丁以其伟大的“心跳”——和平、面包、自由——取代战争、饥饿和奴役，这是但丁以后世界的新的“三位一体”。七百年后，但丁的“心跳”被刘宾雁听到了。
让我们再次引述与刘宾雁在同一片自由天空下呼吸过同样洁净的自由空气的爱因斯坦的名言，为他送行：
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和辉煌壮观的戏剧。在这无穷无尽的生命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或终结了，都无关宏旨。死去的我们将在保留于我们身后的事物中，获得不朽。
后 记
宾雁走后，一直没有回过神来。曾为他设下百日灵堂，来者无不焚香祭拜，我也常独自立于他遗像前，心中始终一片空茫。 写这些文字，重庆连续数日“红火大太阳”，成为全球气候恶化的一个显例，三峡工程祸贻当代、患及千秋的一个明证。 楼下巨大工地上，几十个民工头顶烈日，为他们离开后才会耸然而立、永远与他们无干的大楼挖掘地基。我在十一楼临窗而坐，像中学生一样引用俄罗斯的先哲和诗人，为宾雁送行。我相信他和他们在一起，我怀着嫉妒的心情，看着他们用我所不懂的语言交谈。 很难把楼下的场景跟手中的稿纸连系起来，而那曾经是宾雁多年间的活计。诚如郑义所言，即使没有那些文学成就，刘宾雁本人也是一个奇迹。中国孕育了这一奇迹，我们的领悟才开始。 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接下来的几句话，好像是专为刘宾雁和我们写的：“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脱的少见的严肃性。居里夫人的品格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决无为宾雁论定之意。铺排这么些宏句大词，本不宜用在他身上。写时又发现，宾雁其实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他自带一种大尺度，一派大气象，不尽是东方的，很接近俄国，源头极远，也很近。 几乎在写完最后一行的同时，窗外云雾纵横，一场豪雨垂天倾泻，酷暑倏忽消逝，天地顿成清凉世界，宣告又一个秋季来临。一袭天际线凌空巡行，晦盲幽昧间光影眩耀，其中可有他的目光、他的呼吸？
[①] 郎之万：《向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致敬》，《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245页。 [②] 《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一卷第10页。 [③] 粒肯：《爱因斯坦七十岁寿辰贺词》，《现代物理学理论》（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1949年第2卷。 [④]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Albert Einstein: Philosopher-Scientist)，纽约Tudor公司出版，1949年。 [⑤] 《像刘宾雁那样生活——刘宾雁治丧委员会第七号公告》。
[1] 郎之万：《向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致敬》，《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245页。 [1] 《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一卷第10页。 [1] 粒肯：《爱因斯坦七十岁寿辰贺词》，《现代物理学理论》（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1949年第2卷。 [1]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Albert Einstein: Philosopher-Scientist)，纽约Tudor公司出版，1949年。 [1] 《像刘宾雁那样生活——刘宾雁治丧委员会第七号公告》。 [1] 同上。
说明：本文所引有关刘宾雁的引文，悉数出自他的自传和其他作品，恕不一一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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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 12/2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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