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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六四屠杀，今年满十六周年了。这场后来被中共轻描淡写地称为“政治风波”的事件，其前因后果到底是什么？当局至今一言不发；也不许民间进行探讨。但是像六四这样不清不楚的历史事件，又决不是唯一的。明年我们就要纪念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了。后年将是反右派运动的五十周年。对到2008年北京举行奥运会的时候，那就是大跃进运动的五十周年，那场运动造成的大破坏，使几千万中国人，主要是农民，死于一场史无前例的人造的大饥荒。
现在三十几岁的中国人，有几个人知道中国曾经发生过这些大事件呢？就是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有几个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呢？但是这些事件不仅伤害了当时的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在他们的后代身上，也留下了痕迹。世界上的所有文明国家，在事情发生二三十年之后，都要对当时有关的政府档案加以解密，使全体公民都能了解实情的真相。唯有中国，不仅从来不公开档案，还不准许人们自己去从事调查研究，进行讨论，和撰写有关的历史和文学艺术作品，中共为什么非要把历史事实垄断起来呢？显然是由于公开历史真相也就是公开中共的错误和罪行，而中共害怕失去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从来也没有决心面对自己的错误和责任，也就使它的改革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导致那些错误的制度和政策；也不可能彻底否定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二十五年来改革的失败，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中共对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其态度一贯是隐瞒和欺骗。所以我曾经以为只要中共还在掌权，它捂住几十年的盖子就永远不会揭开了。想不到今年元旦从国内传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二十多年前老作家巴金曾经提出应该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中共领导一直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在中共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之前，居然有一所文革博物馆在中共统治下的广东省汕头市赫然出现了。建立这个文革博物馆的发起人，是汕头市原常务副市长彭启安。他明明知道这个共产党中央是反对这样做的；广东省委、甚至汕头市委，领导人也没有任何不同的表示，但是彭启安还是干起来了。他是这个工程的发起人，资金又是他去一笔一笔募集来的，同时他又是整个博物馆的设计师。这件事使我感到异常振奋，因为它证明了尽管共产党依然在台上，但是它的威力和实际控制能力，已经远远不能像过去那样能达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了。事实上中国人实际上可以享有的自由，在改革期间是不断扩大的。不少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作品，为什么在官方严密审查制度之下还能问世？为什么有那么多律师和记者投入人们的维护权利的权运动，官方的威胁和镇压居然不起作用？为什么当大部分著名作家和学者满足于现状，纷纷逃避现实，背叛了他们的历史责任时，却有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走上互联网，成为中国人民的代言人？这都是证明中国的有心人可以利用的社会空间是大大的扩大了。
彭启安建造中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的创举，并不是没有阻力的。那个博物馆所在的澄海镇的干部就始终反对，甚至拒绝参加博物馆的开幕典礼。市里的干部也有多人怕受牵累，躲得远远的。就连彭启安本人，当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到博物馆采访的时候，他也躲起来，连电话也不敢接。这表明当文革博物馆已经成为一个铁一般的事实之时，反对的力量仍然没有服输，彭启安的处境也仍然不妙。这就使我们对彭启安更加敬重。第一个起来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这不是那种在无关紧要的政策问题上小打小闹的突破。假如把中共一贯的路线、政策上的常规的突破按重要性加以区分的话，彭启安的这个创举就是最高级的一个突破了，因此所承担的风波也必定是最大的。彭启安不仅有胆有识，而且善于在逆境中讲究策略和方法，他成功的经验很值得大家学习。 |
